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60周年，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理论创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华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协办的全国第三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于2009年12月25—27日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出席本次论坛的50余位专家学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吉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海南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商学院以及广东省社科院、吉林省社科院、辽宁省委党校等全国30余所大学和科研院所，并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光明日报》、《学术研究》、《经济纵横》等学术报刊的大力支持。本次论坛的七个主题报告内容丰富而深刻，两场分组讨论激烈而精彩，八个大会发言以及自由发言活跃而富有新意。上述各个环节的研讨交流突现了一个中心与三条主线，本次论坛的中心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围绕该中心的三条主线分别是：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创新；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研究；第三，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与创新

与会代表指出，继承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秉承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放争鸣的学术之风。实事求是，就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上，要认真考据，切勿断章取义、胡乱杜撰；在对待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上，要潜心学习，汲取精髓。与时俱进，就是在面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时，要以实践为出发点，凭借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以发展的眼光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畴和逻辑去解释新问题。开放争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内部，要给予持各种观点的学者充分阐释与对话的机会、渠道，要正确对待不同于己的观点和方法，在对待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及其他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时，要认真学习，积极借鉴，盲目自大与固步自封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要求。

围绕本次论坛的第一条主线，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再次申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时代化与中国化，并以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且符合时代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一元化，坚持经济学知识的多元化，是每个学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经济学过程中义不容辞的使命。

山东大学黄少安教授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四大体系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智力源泉，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具有根本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人类最伟大的理论体系之一，是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建设主导思想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无论改革之前还是改革之后我们都没有背离它。他还指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可兼容这一假说是经济理论的一个创新。

华南师范大学方兴起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提供了对市场经济的新的认识。他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将市场经济定位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从而强调市场经济是一种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异化经济；基于马克思的两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才能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邱海平教授主张将国家范畴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他指出，目前政治经济学存在的缺陷源于没有在方法或研究范式上的创新。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时，并没有回答为什么实行公有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新的更高层次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他提出，要以国家范畴作为起点重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框架，对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作用提供解释。

吉林省社科院赵玉琳教授指出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相对科学，在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理论创新的空间，只有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与时俱进的能够发展的科学。

华南师范大学李健英教授从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出发，指出市场分工制度对劳动的评价有缺陷，它低估了女性在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再生产中的贡献，使女性处于不利地位。但从技术与制度层面上看，它的发展又为女性进入社会劳动体系创造条件。市场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是缩小性别分工差异的条件。

与会代表较深入地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南开大学柳欣教授指出，主流经济学中没有考虑货币因素，即使谈到货币，也是将货币视为外生的。他认为现有的GDP的核算只能是名义GDP的核算，不存在实际GDP。统计中所有的变量与技术、实物无关，它们是用货币表示的关系，生产活动其实就是比谁挣钱多的游戏。他认为现在的宏观经济学实际上已经完全背离了凯恩斯的理论，而凯恩斯的统计表示方法与马克思的几乎完全一致。广东商学院宁军明副教授认为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主要蕴含在他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公式中，卡莱茨基受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有效需求理论，两人都从收入分配角度探析了有效需求问题，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但马克思强调消费需求的不足，特别突出对抗性分配关系对有效需求与经济危机的作用，而卡莱茨基强调投资需求不足是决定总需求和产出的主要因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制度和演化经济学的关系是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孟捷教授分析了默会知识在现代工业中的作用和对现代企业理论的影响，以及默会知识与演化经济学、组织理论、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的联系，试图找寻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与默会知识的契合点。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王仕军博士从企业规模演化、企业组织结构演化和企业权力结构演化等三个层面上梳理了《资本论》中企业演化的基本理论。华南师范大学王清博士针对杨虎涛教授提出的“马克思经济学是演化的科学”这一命题，提出质疑，并支持霍奇逊关于马克思经济学具有“非演化”特征的判断。她说不必要给马克思经济学硬贴上“演化的标签”，有足够证据显示，马克思反对将人类选择与自然选择相混同。北京工业大学王明友副教授指出，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关注和汲取马克思制度经济思想的营养。马克思是一位杰出的制度经济学大师，《资本论》是其制度分析的经典。认真继承马克思制度分析的思想精华，积极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努力创造适合当今表达习惯和有效解释中国转型经济的制度分析的新范式，是深化改革的社会实践对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提出的迫切需求。 

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

围绕第二条主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回顾了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实践，强调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社会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统一，是评价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工作得失的关键所在，两个标准的统一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基本原理的判断。脱离价值判断的生产力标准或者脱离生产力判断的价值标准都不利于社会发展，深刻领会两个标准的统一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生产力的标准指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多大程度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可从国家、地区、企业等层次考察；价值标准指的是价值取向，包括公平、正义、有无剥削、分配是否促进共同富裕及道德标准等。一种制度从生产力的角度看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从价值标准来看，未必是理想的；反之，若单纯强调价值取向，忽视生产力的标准，则价值标准可能被扭曲。

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在大会发言中指出，马克思地租理论中存在矛盾，由此引出虚拟社会价值之谜。他对理论界存在的从“流通说”和“生产说”解释虚拟社会价值之谜做了简要回顾，提出用农业生产系数和工业生产系数来解释虚拟社会价值之谜。当农业生产系数小于工业生产系数时，工业虚拟社会价值来自于农业；反之亦然。在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上，应实行多元土地所有制。

河南大学于金富教授认为转轨时期的路径选择要将效率、价值标准结合起来。利益冲突的根源在于权力配置不合理，这表现为资本和国家权力过大，为此，解决权力配置不合理的出路是进行制度改革创新。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一年之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金融危机的成因、机制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动态，也是本次论坛的一个重要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树成研究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牵头承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工作的进展，并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进行了分析。

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认为新古典、凯恩斯、新制度经济学等都偏重从技术层面分析金融危机的根源，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从制度深层阐明了危机机理。缺乏正义、公平的财权制度是诸多经济问题包括此次经济金融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财产权制度下，收入分配是不合理的。财产权分配结构的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则引起危机。她强调社会和谐财产权制度是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产分配结构的出发点，政府要在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公正关系上有所作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利民教授基于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实证考察，指出金融危机根源在于经济失衡，通过扩财政、有效利率、适度通胀以谋求福利最大化是中国面对危机等诸多问题的可行选择。具体措施包括增进外汇投资，扩大人民币国际化，增加进口，增加福利，走一条内需主导，增长较快，进口增长，人民币强，人民福利较好的发展路子。其中扩财政是指扩大公共消费以利穷人，改善医疗教育养老制度。改善公共投资结构是指要以轨道交通和城际快轨替代“公机港”，要以公交和铁路代替小汽车、高速公路和环路。要以低端服务业替代低端制造业。要把农民工变为城市居民。城市化的内涵包括都市圈和小城镇，就业证分享户籍福利。

华南师范大学赵学增教授在大会发言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他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源有四个，即利润率下降、再生产比例失调、群众贫困和有限消费所造成的利润实现的困难以及虚拟资本的过度投机与膨胀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危机产生是上述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对危机成因的判断失实，将直接导致治理危机政策的失误。如果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深层次的矛盾，无视统治与被统治阶级以及劳资之间的对抗矛盾，单纯依据上述任何单一因素来治理危机的所有政策都是荒唐的、幼稚的，也是无效的。比如，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这是凯恩斯以来治理危机所谓的灵丹妙药，但它只是治标不治本，不会动摇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根基；针对再生产比例失调，可以采取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的措施，任何国家据此来干预经济，其结果或者是暂时延缓了危机，或者使危机的爆发更加严重，至今并没有随着人们的愿望而显示出令人信服的成功的历史记录。针对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国家替代私人而垄断占据了虚拟经济的主战场，也只能延缓危机，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周期性的爆发。

吉林大学张志元博士指出，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对于资本市场理性创新、健全金融风险监管机制、加强虚拟资本市场管理和调控，以及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徐茂魁教授运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分析了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深入探寻了两类虚拟资本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指出次贷危机根源于实体经济中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中央民族大学张春敏副教授认为，金融自由化成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流动的纽带，使得全世界的经济循环流成为由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循环圈。国际金融危机不过是这一体系出现问题的必然结果。

历时一天半的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在愉快的气氛中研讨交流，时有观点交锋，但都是在为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献言献策。学者们在大会发言和参会论文中，从不同角度强调，唯有继续发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良好学风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放争鸣，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道。纵观整个论坛，参会代表的发言和讨论尽管侧重点不同，但都对以下一些观点达成了共识：其一，发展和创新马克思经济学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的义务和责任，只有在全面准确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才能不断获得创新的思维和观点。其二，必须要保持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对话交流，从中借鉴新颖合适的研究方法。其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理论科学，更是实践的学问，学者们必须深入参与社会实践，发现问题，找准理论联系实际的突破口，积极着手解决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实践中涌现的重大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入分析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动态变化，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其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核心指导地位是靠发展和创新来巩固的，僵化与教条的思维模式不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