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4—25日，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联合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经济研究》杂志社在大连市举办了“2010年中国产业组织前沿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岭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80余位专家学者汇聚滨城，共享产业组织研究的盛宴。
论坛开幕式由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肖兴志教授主持，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长吕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春学研究员、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夏春玉教授代表主办单位致辞。吕政研究员、史忠良教授、郑红亮教授、王诚研究员、林平教授、张昕竹研究员等主持了会议讨论，与会学者围绕中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新医改”与政府规制改革、安全规制波动、网上拍卖等产业组织前沿问题展示了丰富的成果并进行了热烈研讨。
一、 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新空间
（一）文化传统与产业组织
每个人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结构中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一个人的效用函数既受到其所接受和供给的商品或劳务的影响，也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杨春学据此出发，阐释了文化传统对产业组织结构的影响，并指出从文化传统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可以大大拓展现有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范畴。他认为，一个经济体中社会资本的丰裕程度及其形态表现也属于一种产业组织特征，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可以针对企业边界、企业规模等重要产业组织问题给出崭新的解释，因此这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杨春学指出，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所限制（即著名的斯密假说），而福山（F.Fukuyama）以社会学的“社会资本”概念来定义一个社会的成员相互信任、以组织形式进行合作的传统，从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说明各种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重大差别，从而表明劳动分工还取决于文化传统，大大拓展了斯密假说。杨春学进一步阐述，如果把社会分为信任局限于有血缘关系和熟人之间的“低信任度社会”与信任扩展到陌生人的“高信任度社会”，那么很多国家和地区产业组织模式的差异都可以得到解释。
（二）时空结构与产业组织
时空结构或时空关系是社会经济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但过去对时间的研究大多脱离空间基础，对空间的研究也有忽视时间因素的倾向，结果缺少统一的经济时空观和分析方法。荣朝和指出，从总体上看，经济学仍没能很好地解决时间分析和空间分析问题，在主流微观经济学的经典分析框架和模型中，所有的经济活动和市场交易几乎都是瞬间发生在没有距离概念的“针尖”上，因此现实世界无法得到如实反映。他判断，经济学需要跨过由于自身分析手段原因无法对现实时空中的经济现象给出合理解释的阶段，也不能再将原本统一的时空问题割裂成相互脱离的时间问题与空间问题，而产业经济学也到了应该思考时空经济结构中的产业组织问题的时候。
（一）“新医改”与政府规制改革
2009年4月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新医改意见，中国新医改正式启动。张昕竹认为，新医改总体目标和思路明确，但路径仍不确定，特别是医疗服务行业面临的许多政府规制问题有待研究解决。
张昕竹指出，对医疗服务需求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医疗行业的基本特征，医疗服务市场存在市场失灵。非市场化社会制度的出现，加之市场化因素导致的盈利动机，同时会带来医疗服务市场的其他问题，即“旨在优化资源配置的社会调整过程自我产生前进的障碍”，并产生复杂的次优问题，从而不但引出福利比较的基准问题，而且对政府制定合理的规制政策提出巨大挑战。就中国而言，在医疗保险市场上，政府在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上职能缺位，造成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在很多方面甚至是缺失的；在医疗服务市场上，政府经济规制缺位和越位并存。此外，对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的规制不当，特别是15%零售药价加成（或零差率）规制，以及对医疗服务定价过低，造成相对价格扭曲，扭曲了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的激励，使得药价虚高，基本药物中低价药退出，并产生过度医疗和过度用药问题。
张昕竹认为，中国新医改的大方向已定，即承认市场有缺陷、政府应与市场相结合，但政府和市场的定位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为此，他给出政策建议：其一，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包括推进医疗服务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培育医疗保险市场；其二，政府应担负起主要作用，包括根据国情建立和完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加强和改善政府规制，改善政府治理，同时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引入相关利益者，完善保险市场和医疗服务市场治理等。
（二）安全规制波动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煤矿安全规制的执行尺度呈现波动特征，规制不足（inadequate regulation）和规制过度（excessive regulation）两种现象交替出现。肖兴志、陈长石据此提出“规制波动”的概念，将其界定为：在对煤矿企业进行规制的过程中，由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双重性所造成的规制不足与过度规制交替出现的现象(以煤矿事故的发生为界限)。他们认为，安全规制波动广泛存在于中国煤矿安全规制过程中，与煤矿高伤亡率一起构成中国煤矿安全规制的最显著特征。
肖兴志、陈长石将经济激励体制纳入理论分析框架中，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煤矿企业三方的委托代理模型，进一步推出实证假设：中国煤矿安全规制水平波动对煤炭产量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对称性的，采用平滑迁移回归模型对这种非对称影响的存在性进行检验。他们所做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两方面很有价值的结论：其一，煤矿安全规制波动是中国煤矿安全问题难以解决的直接原因，而围绕煤炭这一巨大利益体所形成的利益联盟和激励制度是造成中国煤矿安全问题难以解决的深层原因；其二，煤矿产权改革是在经济层面对煤矿事故与煤炭生产的一次权衡，它能够减少煤矿事故，却无法彻底解决煤矿安全问题，消除安全规制波动，保持规制水平的稳定性才是治本。因此，要实现彻底解决煤矿安全问题的目标，根本的出路在于继续推进煤矿安全规制体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三）社会性规制体系重构与自然垄断行业改革
中国社会性规制依然存在规制机构缺乏独立性、社会性规制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等问题。白雪洁认为，对“自然-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系统的发展次序、优先地位、组合关系、政策偏重等的不均衡设置会形成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过程实质上是一系列有关自然-经济-社会的制度变迁过程，这一过程对社会性规制提出了新的要求。王军通过构筑一个两国贸易模型来揭示环境规制与国际竞争力的关系，试图找到波特假说成立的理论依据，在经验上验证污染避难所假说的适用性。王军的研究发现，在古诺—纳什均衡的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推行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那么从事创新活动的企业就能够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国际竞争力。
放松规制是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范合君、王文举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模型分析了放松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他们的研究发现，自然垄断产业放松规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产业放松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递增的。郑世林实证分析了规制、竞争、产权改革政策对中国电信部门绩效的影响，发现在不考虑政策之间影响的情况下，中国电信放松规制和两次拆分竞争改革显著改善了产业绩效；当考虑政策之间的交互影响时，发现产权改革的负效应主要来自于竞争和产权改革之间的交互影响，而产权改革自身却显著改善了部门绩效。姜春海分析了现行煤电价格联动政策存在的煤电价格信息难以准确统计、联动幅度确定随意性较大、联动的计算周期跨度过长等主要缺陷，并提出了调整价格联动幅度、适当缩短联动周期、完善煤电交易机制等建议。
三、 反垄断理论前沿与中国反垄断政策实施
（一）中国反垄断法和产业政策：竞争中性原则
中国反垄断执法机关是否应该考虑产业政策因素？林平认为，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有本质的不同。竞争政策保护的是市场竞争，而不是竞争者，因此政府只是“比赛的裁判”，而产业政策实施中政府则是直接干预甚至参与比赛。产业政策虽然在很多情形下可能会妨碍竞争，但是在某些情形下也确实可以促进竞争，例如通过培养新进入者(空中快车与波音)、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利用“看得见的手”来培育市场等。至少从尊重法律的角度来说，中国反垄断执法机关应该考虑产业政策因素。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应如何考虑产业政策因素？林平提出“竞争中性原则”（competitionneutral principle），并认为该原则包括三个要点：第一，保护竞争是反垄断法的最终极目标；第二，执法机关只应在一项行为既不显著地限制、排除竞争，也不显著地促进竞争时，才考虑产业政策因素；第三，对竞争效应的评估，应独立于产业政策考量。
,林平同时认为，在中国现有经济环境里，产业政策影响相关市场的结构、技术进步、市场进入等，竞争效应测验是在产业政策和其他因素共同决定的市场环境中进行的，因此真正做到竞争中性是非常困难的。但至少两点应该达成共识，即反垄断不应成为产业政策的工具，国家安全审查也不是产业政策的工具。
（二）中国的竞争政策体系的目标及设计
竞争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与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并带来了经济增长，但这一结论仅仅是观察性的。于良春通过对竞争政策的历史回顾认为，竞争政策的设计要与本国的国情及具体的经济环境相适应。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本身国情的约束下，竞争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可能会更多元化。此外，虽然中国的竞争政策设计的目标出现了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目标，而且设计的逻辑起点不同，但竞争政策设计在应用经济学作为基本的工具时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不同之处更多地体现在了对具体标准的规定方面。对于竞争政策设计中所涉及到的具体标准，我们应基于市场规模、市场结构、各国竞争政策设计的目标等具体的情况来进行确定。不同标准的设计对产业中的企业的激励作用是不同的，边界值一旦确定就具有了与众不同的意义，因此对边界值的设计应投入更多的精力来进行。
中国一个广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就是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余向华的微观实证表明，中国的行业垄断性对于行业工资决定进而行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较大而且显著，从调查数据看，校正了自选择偏差之后，就平均工资水平而言，垄断行业高出非垄断行业大约39%。
（三）默契合谋、规模经济与铁矿石定价
近年来，中国在进口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持续被动，引起了一些产业组织学者的关注。于左、彭树宏构建了企业部分交叉所有权下默契合谋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发现企业之间形成默契合谋的可能性随交叉所有权比例的提高、一定范围内市场需求量的增加和交易频率的增加而增大。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将企业部分交叉所有权（共同所有权）纳入并购控制的反垄断立法及执法审查，以及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积极行使反垄断法域外管辖权，对“两拓”涉嫌默契合谋行为和申请设立铁矿石生产性合资企业进行全面深入的反垄断审查等政策建议。孙泽生基于生存能力法的规模经济测度发现，铁矿石贸易的规模经济区间为5%以下；铁矿石消费环节的规模经济区间为10%以下，导致了多种形式的铁矿石贸易中介组织共存的特征。
四、 合约、激励与企业策略性行为
（一）合约与激励理论
具有人力资本专用性质的飞行员劳务合约被公认为缺乏合约效率，即投资不足和准租金挤占。而于立、刘凤芹的研究发现，飞行员劳务合约不存在投资不足问题，关于薪金纠纷中的敲竹杠行为也不是专用性人力资本导致的，而是市场需求变化和行政制度使然。可选择性默认合约可较好地解决这类问题，纵向一体化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必然的解决方案。彭宜钟建议采用证券化的思路应对生态违约风险，认为这种新的证券化产品通过把生态品质的维护转化为一种完全由利益驱动的交易，开创了一套以交易化手段应对生态违约的新机制，大大提高了生态违约风险应对措施的有效性。
劳动分工与交易的出现带来了激励问题。陈艳莹的研究表明，与只披露产品质量是否超过临界值的“通过型”认证相比，将产品质量划分成不同等级的“评级型”认证能更大程度地吸引企业参与自愿性认证。中国目前的自愿性认证多数采用“通过型”的信息披露方式，是导致认证覆盖率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孟大文从多维机制设计的视角解释了激励损失，发现当存在不可观测的风险规避或成本的时候，相对于最优合约而言，次优工资合约的激励作用降低，而风险规避和成本的多维不对称信息会导致所有代理人激励的缺失。孟昌从委托代理视角来分析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行政性进入壁垒和规制内生出的生产者激励问题，认为在行政性进入壁垒下的规制经济中，如果规制者面临事后的信息不对称，那么提供固定价格契约和成本加成契约等都会诱使被规制者隐藏其私人信息，实施高报成本的策略。
（三）企业策略性行为
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实施一直受到金融市场的高度关注。卢东斌等从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产业冲击及其影响入手，根据其强度设置了9个象限，分析了每个象限内的企业可选择的并购战略，并对1999—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确实存在着产业间的不均衡，而且影响产业内企业收益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将会对产业内的并购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产业冲击显著影响产业内企业并购活动的发生，这与认为只有在经济繁荣、企业在寻求扩张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并购的传统并购动因理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他们的研究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思考产业冲击与企业并购战略选择提供了重要依据。
以往对中外企业联盟的组建动因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国企业为了获取市场，而本土企业为了获取技术。原毅军却认为这一认识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从价值创造能力角度出发，他分析了离散变量下的企业决策行为，得出价值创造能力最大化是企业行为决策的唯一准则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他还分析了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中外企业联盟的组建动因，从而解释了中外企业自愿组建联盟的内在机制。他的研究为解释中外企业联盟中的企业的组建和分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蒋传海考察了在具有消费者寻求多样化购买行为的市场中，相互竞争的企业基于消费者的购买历史实行差别定价行为的本质特征和形成机制。他的分析显示，企业为了应对消费者寻求多样化购买行为，会采用奖励忠诚式定价机制；消费者寻求多样化购买行为会弱化企业两期的价格竞争，导致企业存在“默契合谋”；在不对称定价策略下，有能力根据消费者的购买历史进行差别定价的企业能够在竞争中获取优势。他的研究对现实经济中的许多重要经济现象和企业竞争策略的本质特征提供了理论解释，如常旅客计划、会员卡发放和优惠券折扣等。
（一）网上拍卖
世界范围内网上拍卖交易的价值急剧增长，日益成为商品交易的流行趋势。这一现象引起了产业组织学者的关注。陈宏民指出，网上拍卖研究的最新进展主要包括：竞价策略，如末尾抢标效应；欺诈风险，如声誉机制建立；买方合谋，以及与代理商的纵向合谋；拍卖方式选择与保留价格设置；网上组合拍卖：机制设计与均衡价格决定。他认为，网上拍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把网上拍卖看作拍卖行为在网络上的延伸，而不是将其视为网上交易的一种特殊方式；把网上拍卖仅看作为买卖双方的行为博弈，忽视拍卖交易平台的第三方中介作用；集中于单一产品的拍卖，忽视网络外部性对交易双方收益的长期影响，从而无法有效探索声誉机制的内生机理和最优形式，难以杜绝网上欺诈与网上组合拍卖中的虚名投标问题。陈宏民进一步考察了具有竞争性卖方的网上拍卖，发现网上拍卖中存在着显著的、内生的交叉网络外部性。他指出，这一研究领域方兴未艾，进一步的研究可关注平台的功能和影响、多产品、多卖方的拍卖以及拍卖物品的属性。
冯中越建立了竞买者与竞卖者多阶段信号传递博弈模型，研究发现：竞买者并不以其真实价值出价，最高出价等于其价值减去参与其他拍卖的预期收益（外部选择权的支付剩余）的价格；交易双方仍然选择博弈前各自收益最大化的策略；拍卖从一开始就会有竞价，竞价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上升，但由于其他低起价拍卖的进入而增速有所减缓，后期受到竞买者迟出价策略的影响，价格增速将大幅提升；平行网上拍卖是有效率的；交易价格最终取决于进入到该拍卖的次高价值竞买者的出价。
（二）双边市场与国际电信资费
支付卡网络服务的双边市场性使其定价机制有别于传统商业模式，在这一领域应用传统的基于“单边逻辑”的规制可能带来不合意的政策效果。王文祥、史忠良认为，该领域进一步的研究总体上应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在模型研究方面，应尽可能使假设条件接近现实，比如考虑支付卡网络之间以及商户之间的各种不完全竞争情形、支付工具之间的竞争，另外可针对各经济体（或区域）的具体环境条件设定模型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二是在实证研究方面，现有的研究大多数是从构建数理模型着手，其理论的解释力度是否够强，是否反映了支付卡产业的内在机理，这些都有待于通过实证研究加以检验。而目前实证研究极度稀缺，近十年来各国的规制实践可能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初步的数据条件，这是支付卡经济学研究将来可能取得丰硕成果的领域。
居恒、谭国富建立了一系列双边寡头垄断模型来考察国际电话市场的均衡价格和结算费率，解释不同组织形式接入谈判的经济效果，并运用美国市场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的研究发现，竞争能够降低资费，但是程度非常有限；按照流出比例分配流入流量，对于资费没有实质影响，反而会增加接入价格；统一谈判原则下，单方面竞争和“比例分配原则”都会增加净支付，有损美国运营商；当外国市场不存在有效竞争的情况下，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直接规定接入价格的上限；市场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两国共同开放竞争。如果仅有单方面的竞争，政府需要设定接入价格。
六、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
（一）技术创新与效率
以往的研究对技术外溢的组成部分没有细分，所以对何种技术形式对技术外溢起到主导作用无法进行深入分析。刘秉镰提出“技术势能”假说，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分阶段考察了“技术势能”各组成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外溢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的效果明显，依次表现在规模效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上，但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势能”抑制了技术外溢效应，主要表现在抑制了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而在技术效率上则表现出了溢出效应。王维国的研究表明，行业间相对技术效率水平与要素替代特征差异明显，资本密集行业与劳动密集行业要素配置效率优化存在反向特征，借助于要素替代与规模提升的节能路径只在部分行业适用。庞瑞芝将创新理解为一种从投入到产出的生产过程，通过网络DEA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工业创新过程整体效率偏低，“创新知识转化”效率低是主要制约因素。
产业高度集中导致更多的研发支出，还是更高的研发强度导致了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唐晓华、赵丰义、张丹宁认为，产业组织学研究领域逐渐达成的一个共识是，集中度和研发强度皆为内生变量，应该同时在一个均衡系统中决定。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找到系统的外生解释变量，通过改变外生解释变量促进集中度与研发密度协同升级。王传荣的实证研究发现，市场结构与创新激励之间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企业规模与创新激励表现出“弱倒U型”关系；国有企业产值比重与创新激励之间呈“非线性单调负相关”关系，外资产值比重与创新激励之间呈“正U型”关系。
根据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观点，创新是一种逆经济周期的现象，茆健、林珏的实证研究却给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发现，总体上中国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顺周期特征，小企业技术创新不足的原因来自金融约束效应。
（二）产业结构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
如何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然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结论却并不完全一致。郑若谷、干春晖、余典范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程对经济增长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影响，而且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高级化则恰恰相反，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是相同的。总体上，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政府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时应更多地关注产业结构合理性的调整而不应过度执著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进。
赵进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1989年至2006年间中国影响日本制造业产业外包的主要因素。他的研究表明，不仅日本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比例和中国制造业各产业在世界出口的比较优势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且资源禀赋和劳动生产率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尽管规模经济也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变量，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延缓整个外包发展的增长趋势。
自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以来，中国工业部门已经实现了经营状况的企稳回升。孔宪丽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状况进行了及时的跟踪分析，发现2000年以来中国工业经济共经历了三次完整的景气循环，现正处于第四次循环的下降期。
“2010年中国产业组织前沿论坛”受到产业组织学界的广泛关注，征文发出一个月便收到60余篇学术论文，后甄选出44篇高质量论文汇编成册，它们反映了目前中国产业组织学研究的大致水平。参会学者普遍认为，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对于促进中国产业组织学（产业经济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推动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 网上拍卖、双边市场与国际电信资费
二、 规制理论前沿与中国规制政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