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9—10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高层论坛”在华南农业大学举行。会议由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经济研究》杂志社联合举办，广东农业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和广东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联合承办。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和政府部门的73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开幕式上，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组召集人温思美教授首先致辞。他指出，改革开放33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与中国宏观经济所取得的巨大进步相比，我国的“三农”事业是严重滞后的。问题产生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动力源泉的特征及其内在缺陷。所幸的是，我国具备了在全局均衡中解决上述问题的能力和条件。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为农村获取现代生产要素和变革生产关系，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和社会道义支持。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李大胜教授代表学校对嘉宾与会议代表表示欢迎，同时高度评价了本次研讨会的重要意义。王诚社长代表《经济研究》杂志社致辞。他指出，在“十二五”规划中关于中国的现代农业发展、农产品贸易和流通、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与需求、农业企业与社会发展等问题，都是当今理论界和决策者需要研究和解决的紧迫问题。论坛采用主题报告和专题交流的形式，围绕“经济转型、制度变迁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一、现代农业发展
        从数量安全向质量安全转变的食品供给，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南京农业大学周应恒教授在主题报告中指出，食品安全问题是全球性问题，在中国尤其明显。农产品作为食品原料，其质量状况对食品安全构成重要影响。造成食品安全的直接原因在于农业生产过程中化学投入物（化肥、农药等）的不合理使用，工业化、集约化的食品生产与流程中添加物的广泛使用，以及食源性病原体的出现。根本原因是食物消费需求的多样化、高级化、便利化；食物供给体系的复杂化、效率化追求；经济活动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造成的食物链变长，污染机会增加；企业和行政对风险认识与危机管理的欠缺。重视和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一要尊重人类生命健康，二要以科学为基础，三要促进食物供应系统中各相关主体间的信息相互交流，四要提高政策决定过程的透明性，五要加强“从农场到餐桌”的食物体系的综合管理。
        扬州大学蒋乃华教授的主题报告重点阐述了宏观经济转型与农业问题的拐点。他认为，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因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低端劳动力的大量供给，二是高储蓄率以及FDI的大量输入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资本支撑。而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线索在于劳动力的老龄化、环境和能源压力、内部结构失衡以及内外货币失衡。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出现大的变化的话，它对于农业发展产生的影响可以用“农业问题”的三个拐点来描述：开放拐点——给予农业更多的支持；改革拐点——放松农村土地市场管制，使得规模经营成为可能；效率拐点——农业的产业化、组织化、技术创新。
        华南农业大学罗必良教授就土地制度的变迁展开主题演讲。他指出，农民收入大体源于三个方面：产品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第一方面是，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的难度、高价格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家庭经营面临高昂的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导致产品性收入增长的空间有限。第二方面，尽管工资性收入成为了农民增收的主渠道，但农民自身就业能力不足与外部就业空间的收缩，前景也不容乐观。第三方面，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财产，但因此而获得的收入极为有限。由此预示着土地的财产性收入的增长空间是极为巨大的。伴随着农业的副业化、边缘化，土地在相当程度上不再是农民的“命根子”，其保障功能在不断弱化。土地制度变迁的方向是：从保障功能向财产性功能转变。即保障和维护农民土地的财产性权利，构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与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诱导农地规模经营以转变农业经营方式、改变土地侵蚀与“土地财政”现实、农民获得财产性增收、启动农村市场以增加内需，进而改变国民经济的运行流程的核心战略。
        华南农业大学何一鸣博士通过构建“资源属性—行为能力—交易费用—制度匹配”的理论框架，说明了资源属性对制度选择的影响。分析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时，资源属性在现实产权制度安排的选择与变迁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所引发的产权主体行为能力的差异进一步衍生出不同的制度匹配关系。论文利用1949—2009年间中国农地产权管制结构变迁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验证了论文所提出的基本命题：资源的专用性越高、风险越强、规模越大，则交易费用就越高。
        我国人口基数庞大与紧缺的耕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加上要素在品质和比例上的异质性也会对农业制度产生一定影响，在有限的耕地资源约束下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增加农产品产量，保持农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成为众多学者所关注的焦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王桂波博士综合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和曼奎斯特(Malmquist)指数法，对陕西省16个国家级产粮大县（区）农业生产效率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6个县（区）2007—200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幅最大；从各个县（区）来看，武功县的农业生产综合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均领先于其他县（区）；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结构来看，2005—2009年间16个县（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农业技术进步，而不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提高。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常伟研究员就大量农民工外出务工对于输出地经济的影响发表了观点，认为“劳务经济”发展战略给地方带来的不仅仅是劳务收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潜力，指出农民工大规模外出尽管带来了可观的劳务收入，但使得输出地区实际经济总量低于其可能的潜在总量，导致其现实经济增长率与其潜在经济增长率存在巨大缺口。
        沈阳农业大学蔡晓娟则关注了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影响程度。在与不同产业的横向比较中，发现尽管建筑、制造业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变动幅度仍有异于其他行业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但沈阳地区农民工总体工资水平在金融危机前后的波动趋势并不显著；在不同年份的纵向比较中，金融危机对沈阳地区农民工总体工资水平在时间上并无持续性的影响。得出此结果是与沈阳地区的经济结构有关，沈阳的工业外向程度较南方低，外需变化对沈阳市工业增长的直接影响微乎其微；另外，受本次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第二产业的细分行业占沈阳市工业产值的比重相对较低、影响力有限，且汽车工业增长率上升、危机期间公共设施的修建、政府政策实施，都对沈阳制造业的下滑起到抑制作用。
        广州市社会学学院周晓津博士指出，户籍制度无疑阻碍了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带来不少社会问题。现有农民工大量流入的地区必须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完善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不断降低城镇户籍的福利含量，逐步让户口与福利脱钩，还原户籍的人口登记功能，突破以户籍与福利合一的社会管理制度，允许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合理支付能力的情况下逐步转为城镇居民。
        二、农产品贸易和流通
        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有赖于各国之间进行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其中，农产品的贸易问题日益得到政府和学者的高度关注。华南农业大学郑晶博士利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对中国入世前后与美国、日本、巴西、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农产品双边贸易成本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结果发现：（1）农产品贸易成本对其替代弹性较为敏感。（2）2007年，中国与马来西亚、美国农产品双边贸易成本在40%以下，而与日本、巴西、阿根廷的农产品贸易成本仍高于50%。（3）1995—2007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农产品双边贸易成本下降趋势不明显。而且，中国与日本、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入世后六年的平均农产品贸易成本高于入世前六年。（4）农产品贸易潜力与其贸易成本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农产品贸易成本是限制两国贸易潜力发挥的重要因素。她认为应对中国与贸易伙伴居高不下的农产品贸易成本，需要政府、行业组织和企业的共同努力。
        华南农业大学米运生副教授在“国际金融危机对伙伴国农产品贸易的非对称性冲击”的研究中观察到：与工业品相比，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农产品的进口和出口的负面影响都要严重得多。在利用数学模型对这个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后，作者认为国际金融危机通过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而对伙伴国农产品贸易产生非对称冲击，是以上现象的内在机理。其研究结论可能产生的对传统理论的突破在于：第一，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农产品收入弹性可能不是小于而是大于工业品。第二，随着资本稀缺性问题缓解和金融市场发展，农产品的投资属性愈发显著。第三，通过价格效应和汇率效应，货币升值会使伙伴国其农产品贸易遭遇严重的不利影响。
一直以来，学者们对农产品品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的供给上，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农产品品牌私人供给的研究。华南农业大学齐文娥副教授以广东省荔枝产业为例，依据18个县（市、区）349个村庄950个种植户的调查资料，通过建立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探索影响荔枝果农对农产品品牌投入意愿的因素及其贡献性。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荔枝种植户的品牌意识比较淡薄，对农产品品牌私人投入意愿较低，而农户的种植年限、文化程度、风险态度、品牌意识、家庭收入情况、荔枝种植面积、资金筹集能力、对合作组织的认知程度、农地与乡镇距离、参与培训的频次等因素对农户的农产品品牌投入意愿有显著的影响。
        利用自回归移动平均（ARMA）模型，华南农业大学邱俊杰博士分析了甲型H1N1流感入侵对我国2009年4月到5月的猪肉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猪肉价格并未因甲型H1N1流感的入侵而发生结构性变化。同时，他发现运用带截距的ARMA（1，0）模型对中国猪肉价格进行短期预测，效果良好，预测精度高。但是出于谨慎的考虑，ARMA模型仅可用于短期预测。
        华南农业大学文晓巍副教授以我国特大城市广州为例，分析蔬菜从产地到批发市场再到零售终端各个流通环节的成本结构及其主要症结。研究表明，农产品供应链流通成本对农产品零售价格的影响极为明显；农产品品种与供应链流通成本高低存在关联性；“最后一公里”现象是农产品零售价格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农产品供应链流通成本的结构不均衡导致了相关参与主体承担的风险差异较大。最后，作者从流通环节、流通效率、流通技术和公共产品等多个维度，提出促进新型供应链模式发展、创新批发零售管理模式、推进科技支撑体系建设、改革流通税费政策制度等降低农产品供应链流通成本的优化路径。
        三、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与需求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与公平，是保证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保证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但是，尽管当前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公共品供给与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突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朱玉春教授利用2000—2009年陕西省10市的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陕西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进行了测度，并且对影响陕西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外生变量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09年，陕西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技术效率出现了退化现象，这主要是由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下降所引起的。（2）2000—2009年，陕西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3）技术效率具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优化资源配置、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增加农村公共物品投入方面还有较大的潜力。（4）财政分权、人口规模、地理区位等不可控因素在陕南、陕北和关中三个地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差异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实行“自上而下”的统包统管制度，造成农村公共品的供需不匹配。华南农业大学余秀江教授通过对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县的实地调查，从农户角度分析影响农业基础设施需求的因素。研究表明，（1）目前阳东县基础设施供不应求，政府应注重质与量兼顾供应。（2）农户愿意参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较高，应积极动员农户与政府、民间组织、个人形成多元化基础设施供给主体。（3）文化程度对基础设施需求的影响是正向的，应大力发展农村教育。（4）农户建设需求与耕地集中程度负相关，要加快土地流转，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能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利用效率。
        华南农业大学李宗璋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研究了公路、码头及铁路三类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要适当地向落后地区倾斜，国家要加强对落后地区特别是偏远山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
        华南农业大学刘芳博士生认为，农户采用农业技术对未来我国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改造传统农业乃至建设现代农业具有重要意义。她以广东省油茶种植业为例，运用 Logistic 模型分析了农户不同属性技术需求及其影响因素。
        四川农业大学由卫红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扮演着促进农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的角色。在农村这样一个相对贫穷落后、乡情淳朴的地域，庞杂的社会网络关系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事业的发展面临着考验。作者以四川省3个区县的36个合作社为调查样本，建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网络关系价值评价体系，并用多元线性的matlab拟合求出了目前四川省合作社的内部网络关系与外部网络关系对合作社的盈利绩效的贡献，得出内部网络关系对盈利绩效影响更大的结论。
        中国海洋大学李宪宝博士认为，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作为主导者的反哺行为，应当有其作用边界及有效路径。其研究表明，反哺缺失与反哺越界均会影响政府反哺效力的实现。高效的政府反哺行为应当建立在同农村发展的基础条件、农民的选择意愿以及市场有效参与有机结合的基础之上。政府反哺新农村建设的优化决策是：（1）完善政府作为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2）遵循反哺边界，减轻政府反哺失灵的影响。（3）形成农民、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的建设机制。
        四、农业企业与社会发展
        农业龙头企业发迹于农业，与农村、农民、农村社区保持着始终无法割裂的天然联系。这决定了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对农业发展、农村繁荣，以及农民行为方式的选择等的影响可能会更深远一些。华南农业大学欧晓明教授提出，社会资本通过企业管理理念的变化、物质和人力资本的增效、非正式制度激励与约束三条作用路径对农业企业发展产生影响。他以广东东进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验证社会资本和非正式制度对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作用过程及路径选择。实证结果表明，在东进农牧公司的发展进程中无论是社会资本还是非正式制度都对其发展及其成效有巨大影响，只是在不同的阶段或环节影响程度及发生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一般采取“公司＋农户”联盟的订单方式运作。然而“公司+农户”联盟在中国差序格局的社会中运行，其治理更多地受到非正式制度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因此，便会思考公司与农户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合约联结方式才能持续合作。华南农业大学万俊毅教授从社会嵌入的视角分析公司与农户联盟合约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并引用东进模式进行说明。他认为东进模式是利用社会嵌入，依靠差序股权合作、村企合作与农企合作，依赖乡村社会的宗族权威、村委权威、家长权威、小孩中心地位认可和心理契约认同等关系治理机制，得以维持和发展。因此，在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交易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制度、经济、文化、习俗、地域等多因素的社会嵌入，不能完全按照经济利益准则行事，可以利用社会差序格局，与不同农户签订差异化的联盟合约，借助关系治理机制来保障联盟合约的稳定与持续。而且经济主体的社会网络嵌入必须适度。如果公司与农户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过弱或者过强，都不利于联盟的稳定存续。另外，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应出台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政策与措施，从“公司＋农户”联盟外部输入支撑性资源，顾及到农业生产特性和中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今后还需继续进一步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最后，农业龙头企业需要提高自身的经营能力，科学制定公司与农户签订的合约类型及其匹配的治理机制，并对农业龙头企业经营者和合作农户开展必要的教育与培训，促进公司与农户联盟的合约稳定。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把经济发展方式由投资和出口导向型转变为投资和内需拉动主导型是持续稳健发展的长久之策。然而，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消费率总体偏低并且逐年下降；但与此同时中国出境旅游的境外消费和奢侈品消费却快速增长。华南农业大学姜百臣教授对这一经济悖论进行分析和论证，认为中国的消费状况虽然表现出消费率逐年下降的趋势，但如果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和逆转，则提升消费和内需的潜力巨大。另外，在分析中美的经济增长动力时，发现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远远大于美国，符合中国长期以来依靠过度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中国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与美国消费对经济的驱动作用基本相当，而且在中国的消费模式逐渐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的过程中，奢侈品消费又持续保持快速增长，但是，中国的消费率反而下降。原因在于消费的拉动作用外化，即近年来快速增长的旅游消费和奢侈品的境外消费导致了消费的“外流”现象，导致消费对本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被转移和挤占，结果可能出现本国消费率弱化或不足的现象。因此，评价中国的真实消费水平，不能忽略外部消费。
        在乡村，强者为什么要认可弱者那些超出强者设定界限的利益主张呢？山东大学张广辉博士生以S村失地农民主张利益行为为例展开分析，认为作为强者的政府之所以认可这些不在政策界限内的利益主张，根源在于：从村民角度看，一是个体利益主张行为，主要为“种房子”、“买卖户口”；二是集体上访主张利益;从政府角度看，一方面是由地方政府短期利益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上级政府的仲裁者定位使其要建立保护民众利益的声誉，从而改变了下级政府否定村民利益主张的政策。这些发现有些与既有理论判断一致，但更有意义的是发现了与既有理论不相一致的一些事实。
 

        作者：罗必良、文晓巍，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510642，电子信箱：luobl@scau.edu.cn。作者对参加此次会议的专家学者表示衷心感谢。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