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特色化发展，探索新时期企业管理创新以及大企业竞争力的模式与路径，为我国大企业竞争实力的提升，实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实证与政策的支撑，由《经济研究》杂志社和辽宁大学商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管理创新与大企业竞争力国际会议”于 2011年11月12日在辽宁大学隆重召开，会议的主题为“管理创新与大企业竞争力——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视角”。此次会议特邀的海内外专家学者有：日本大学商学院樱井澈教授，韩国东国大学朴春烨教授、李胜荣教授，辽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蔺晓刚副主任，《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研究员、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张铁男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高良谋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李东教授、胡珑瑛教授。与会的还有来自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东北大学、沈阳农业大学以及沈阳理工大学等国内近20所大专院校的80余位专家学者。辽宁大学商学院的部分教师及博士研究生也参加了此次会议。美国康奈尔大学的Calum Turvey教授向大会提交了论文。会议围绕宏观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大企业竞争力与技术创新以及产业集群与产业规制等具体内容展开了研讨，提出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观点。
一、宏观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总体的组成部分，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受着宏观经济状况的制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从宏观经济发展形势角度分析了管理创新与企业竞争力提升所面临的挑战。他认为，2011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有几个特点：在国家正确的信贷政策下，物价上涨的势头初步得到控制；经济增长平稳减速，通用设备制造业等部分工业行业增长比较快；保障房投资成为新亮点；汽车消费退潮比较明显，诱导着全社会的消费减速。对于未来经济走势，裴长洪研究员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物价上涨、房价波动将是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此外，沿海地区出口加工型中小企业经营很困难，小企业融资难再度出现等也将对未来经济产生影响。他认为，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扩大消费将是未来国家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康奈尔大学Calum Turvey教授和辽宁大学聂荣教授等研究了在缺乏历史数据情况下农产品的风险定价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作物生产国之一，然而农业保险制度并不完善。当发生多种灾害，如干旱等极端天气，虫灾、植物病等农业风险时，保险公司没有能力精算农作物的损失价值。他们利用PERT分布概率函数通过Risk simulation，探索农业保险率及补贴率的厘定问题。通过对中国陕西省780个农户的入户调查分析研究发现，在已知过去生产数据的情况下，可以设置合理的保险费。通过询问农户在下一年的预期收益意愿，并在让农户回忆历史生产状况的基础上，利用PERT分布概率函数分别得到客观（历史数据）及主观（预期收益）的生产分布概率。模拟结果显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主观和客观分布概率和位置都显著不同。据此，可以利用其分布差距再结合风险趋势来计算补贴率，并给出不同覆盖率水平的合理保险费率。
同时对陕西省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还有陕西科技大学杨君岐教授，他通过采用投入产出数学模型对陕西省制造业对其他产业生产情况进行关联性分析，得出结论：制造业在陕西省居于主导地位，制造业对建筑业的拉动作用最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农林牧渔业的关联度呈现出较高态势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是陕西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上述研究对于认识、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辽宁大学刘艳春教授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理论、向量自相关理论，对辽宁能源消耗与产业结构调整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了能源消耗与产业结构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调整关系，并建立了能源消耗与产业结构的VAR和VEC模型。还进一步通过与发达地区和发展程度相似地区的对比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产业结构调整是影响能源消耗变化的原因；产业结构变迁与能源消耗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在此基础之上的VAR模型表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总有相应的能源消耗水平与之相适应。这种均衡关系的产生归根结底在于，能源消耗总是离不开产业结构的调整；能源消耗在短期内对产业结构变动影响不大，长期贡献突出。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能源消耗的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变动在短期内产生一个负的冲击，但是从中后期开始变为正，并且在长期内其正的冲击影响超过了产业结构自身的变动，即能源消耗在短期内对产业结构变动影响不大，但长期则构成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原因，这表明能源消耗对产业结构变动的贡献具有短期不明显但长期贡献显著的特点。
有些学者则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沈阳理工大学耿乃国教授对1994—2008年辽宁省区域经济增长的趋同问题作了实证分析并发现：1994—2000年，辽宁省的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σ趋同，未出现绝对β趋同，而是表现为发散；2000—2008年，表现出σ趋同，且各区域趋同化程度有所不同，发生了绝对β趋同，各区域的趋同速度不一。沈阳农业大学周静教授从企业和农户两个角度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户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发现：龙头企业带动农户能力主要体现在企业经济实力、技术服务支持能力、资金支持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四个方面；龙头企业的带动能够显著增加农户纯收入，政府支持政策能够显著增加农户纯收入，企业化带动形式与买断式带动形式相比能够显著增加农户纯收入。辽宁大学王跃伟博士建立了我国装备制造业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了1991—2008年间装备制造业和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调度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两系统协调度的变化呈现周期性的特点：1991—1994年间，装备制造业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1995—2002年装备制造业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向非良性方向发展；2003年以来，两个系统又处于高度协调发展阶段。上述研究对于确定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大企业竞争力与技术创新
大企业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体现，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企业竞争力的获得需要有两种能力，即企业应对市场的能力和企业应对政府的能力，这为企业和政府提出了一个双重命题。辽宁大学商学院院长唐晓华教授和徐雷博士在他们2010年提出的“双能力假说”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企业竞争力的双重来源：应对市场的能力和应对政府的能力。“双能力”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第一，大企业竞争力由应对市场和应对政府的能力构成，并且企业可以投入资源以获取这两种能力。企业通过投入资源来获取这两种竞争力，而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企业会面临一个资源约束，企业追求的目标就转变成为了在资源约束下实现竞争力的最大化。第二，企业竞争力的强弱与其资源总量和其资源分配的比例相关，资源总量越大，资源分配比例越接近“天然”比例的企业的竞争力就越强。第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天然”比例决定了其财富水平或者说是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他们的研究发现，为了经济的长期增长，政府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让企业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市场。
作为企业成长和企业竞争力重要源泉的并购，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辽宁大学姚海鑫教授和他的团队，首先以2009年发生股权并购的46家上市公司为大企业研究样本，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大企业竞争力综合评价模型，并实证检验了并购价格、并购类型及并购关联属性等变量对大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关联并购对并购当年的大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正的影响；并购价格对并购后一年的大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负的影响；而横向并购也显著地提高了并购后一年的大企业竞争力。同时，又以2002—2010年间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并购案例为样本，分析了大企业竞争力对并购溢价的影响。他们认为竞争力影响并购溢价主要表现为竞争力强的大企业支付更低的并购溢价；在竞争力三个维度中，规模竞争力是推高并购溢价的最主要影响因素，盈利能力强的公司倾向于支付较低的溢价，成长性对并购溢价的影响不显著。在追求产品差异化和声誉进而获得竞争力的过程中，品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东北财经大学邱国栋教授通过引入“组织即兴”概念，构建了由“企业家精神—组织即兴—动态能力”分析框架，并依据该框架运用多案例比较研究和系统动力学方法深入探讨了企业动态能力的生成与控制机理，为动态能力生成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思路。辽宁大学李海鹏博士和李雪欣教授在对以品牌价值（绝对值）的方式测评品牌竞争力的方法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尝试采用品牌竞争力指数（相对值）构建了一个涉及财务、市场、发展潜力和客户支持等四个模块的中国企业品牌竞争力指数评价模型系统（简称CBI）, 并对中国178家房地产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验证，其结论为品牌价值是品牌竞争力的最直接表现。在复杂多变的竞争条件下，如何实现获得持久竞争力和实现企业持续发展，是现代管理创新的重要研究领域。
创新作为知识和技术的重要来源，对经济和社会变迁具有重要的作用。后发国家在技术和收入水平上能够实现成功的追赶，不仅仅依靠技术引进、模仿创新，自主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不同国家对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改造、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同，就形成了差异化的国家经济增长绩效。普遍认为，技术引进、自主创新对技术效率、生产率有正向影响，但需要以提升消化吸收能力和引进适宜技术为前提。辽宁大学的王伟光教授和冯荣凯、尹博博士通过构建企业技术效率与能力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运用辽宁省1988年至2009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数据，对技术引进、技术改造、自主创新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自主创新、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国内技术购买与技术效率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对技术效率存在滞后影响；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短期存在替代关系，长期存在互补关系。辽宁大学赵丰义博士在完善Sutton内生性升级理论基础上，构建了我国装备制造产业升级的分析框架。他认为Sutton模型（1998，Sutton）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局限性：一个是将企业内部研发投入作为技术能力和产品质量的唯一决定因素，忽略了企业的组织能力在技术能力和产品质量升级中的重要作用；另一个是将技术能力和产品质量作为市场销售收入的唯一决定因素，忽略了产品性价比对于消费者支付意愿的重要影响力，也忽略了市场营销能力等各种企业能力对于企业竞争优势和市场销售收入的重要作用。他在修正经典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改进型的内生性产业升级机制，认为完善促进民族企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强化企业各种组织能力的协同发展以及资源的整合利用，特别是加强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和组织创新能力，企业的内外部资源整合能力即动态能力，以及充分开发利用成本优势和市场资源优势将是我国装备制造业内生性升级的关键路径。
三、产业集群与产业规制
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已经成为政府和学界普遍关注的研究热点。辽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蔺晓刚教授从产业集群的内在优势、产业集群的现状和未来发展三个方面对辽宁产业集群成长特点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基于资源共享，产业集群的优势在于能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加强企业间的协作、增强创新能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辽宁产业集群在规模基础上，突出了结构优化，主力工业转型这一主题；未来需要进一步明确产业集群定位，合理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东北大学綦勇副教授和李凯教授构建了上下游讨价还价的动态博弈模型，研究了买方抗衡势力对上游企业竞争策略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无论零售商买方抗衡势力是否存在，不同纵向结构下上游厂商利润随产品差异化程度持续减弱并呈现出U型变化，上游厂商倾向于选择生产互补产品以提高企业利润。辽宁大学张丹宁博士从产业网络视角对大企业集群的内涵和演进规律进行了系统分析。她认为大企业集群是集中于某一特定区域内的特定产业以一个或几个大企业为核心，并与诸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专业化生产和配套服务的中小企业以及相关的各种机构、组织等行为主体通过网络关系形成的产业共生群落的网络系统。大企业集群是产业网络诸多形态中的一种，根据“网络密度”和“大企业单复性”的判别标准，可以将大企业集群的结构类型划分为：松散单寡头型、紧密单寡头型、松散多寡头型和紧密多寡头型，这四种结构之间存在着“正向一体化”和“反向一体化”的演进路径。
在产业规制研究中，日本学者以及来自于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辽宁大学的学者对不同的产业以及从不同的视角对该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日本学者樱井澈教授回顾了日本绿色物流发展的现状，进而构造铁路私营化与绿色物流评价指标，利用1975—2005年的相关数据对日本物流向绿色物流的模式转换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发现，日本铁路的私营化、公路运输的比较优势以及铁路运输中客运与货运之间的竞争关系是阻碍日本绿色物流发展进程的最大障碍，政府加强对铁路运输基础设施的投资、加强铁路、公路和海路运输的一体化以及建立第三方委员会以协调铁路运输中客运和货运之间关系等措施能加快日本绿色物流的步伐。辽宁大学梁树广博士利用面板数据和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研究了规制改革对我国发电行业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他的研究发现：规制改革对我国发电行业上市公司利润影响为正，效率为负；发电行业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处于上升趋势，平均为07，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之和小于1，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并且资本产出弹性大于劳动产出弹性。
哈尔滨工业大学李东教授从产权、产权结构演变角度对治理与效率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目标不相容、责任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全和主观意识根源等导致一般意义上的委托—代理经营管理体制存在着诸如贪污侵占股东财产、暗箱操作中饱私囊、过渡职务消费、追求短期绩效指标忽视持续经营能力、违法违规运营等问题，这就需要产权制度、治理结构、管理制度和社会文化等层面加以设计。作为公司治理的基础，产权治理要处理好个人产权的法律条件，以及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作为公司治理方式的结构治理需要有相应权力体系、责任体系与权利的保障；作为公司治理内容的规则（制度）治理需要处理好内外部显规则（文本制度）和潜规则（文化习俗）的复杂关系；而作为公司治理灵魂的文化治理，要在市场文明与商业文明、企业家文化与企业文化等方面寻求一种平衡。辽宁大学李旭光副教授对政府设租与企业寻租的一般均衡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政府在设定租金的过程中，如果考虑到消费者护租的可能性，不仅使得提高设租空间门槛成为可能性，也将促使政府增强收敛自己行为的倾向。清华大学周碧华博士后和刘涛雄副教授运用代理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区分具有承诺偏好的代理人与一般代理人的效用差别，构造出一个考虑代理人承诺行为的激励模型，求解最优化激励结构，以解释社会性交换有效激励代理人的内在机理，在社会性交换、承诺偏好与最优激励契约之间建立了逻辑关系，为组织管理者在员工激励及薪酬设计上提供借鉴。
在论坛的最后环节，《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作了大会总结发言。他在介绍了《经济研究》的学术定位后，重点从管理学与经济学交叉角度，对管理创新与大企业竞争力的理论背景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认为，一个高质量研究应该是运用管理学或经济学构建一个理论框架，可以用管理学的理论，也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它。只有构建起相应的理论框架，并提出一个好的理论命题，研究才会有高度的理论性和思想性。从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视角，探索管理创新与大企业竞争力，不仅是管理学和经济学的一种融合，也是学科建设新的增长点。他认为，全球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外部环境，对大企业竞争力提升具有很大影响。在发挥治理、品牌、并购、竞争等诸多微观层面管理创新的同时，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适当的政府介入也很必要。政府创造好的市场和法律等外部环境，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对于指导大企业健康成长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