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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地缘政治经济学论坛”综述
时间:2016-02-03       稿件来源: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全球财富和战略资源加速向东转移,国际权力结构也正在发生着深刻重组,世界格局迅速从后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向多极化方向演进,国家以及区域国家集团之间的地缘战略关系出现了新的分化与组合,世界正在进入新的地缘经济大时代。与此同时,世界经济进入经济增长低水平波动、“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各国政策周期非同步、全球治理真空等五大特征并存的全球经济新常态阶段。我国也步入换档减速、优化结构、寻找新动力、面临多挑战的中国经济新常态阶段。在此背景下,首届地缘政治经济学论坛于2015年11月1日在浙江工商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和浙江工商大学联合主办,由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工商大学新兴经济研究中心承办。会议紧紧围绕近几年来地缘政治经济热点问题,尝试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和回答中国该如何应对此类问题以及中国未来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
    论坛开幕式由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何大安主持,浙江工商大学校长陈寿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分别对本次论坛的召开致辞。上午的主旨演讲由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赵英军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黄先海、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唐宜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黄建忠、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二部主任林跃勤分别作了主旨演讲。开幕式后进行了分论坛的演讲和讨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广西大学等全国二十几所高校和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和本次论坛秘书长、浙江工商大学刘文革教授先后进行了总结性发言,希望本论坛以后能够继续开展下去,号召更多的学者开展对地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一、新常态时期地缘政治经济研究的新方向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地缘经济合作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所提出的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之精神,概括了坚持开放发展的五个重点领域:构建广泛利益共同体,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海陆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推进双向开放,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养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完善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主动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广西大学李红教授等应用Citespace识别了中国地缘经济研究的主题分布及发展脉络。研究表明,中国的地缘经济合作理论大致是重点围绕着地缘经济区体这一条研究路径,集中于地缘经济合作的三大特征(竞合并存、宏微并行、政经并进)、四个重要领域(产业合作细化、互联互通合作强化、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合作信任关系深化)及多因素动力分析;影响地缘经济合作的因素大体可归纳为地理区位、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三个大方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李婧教授认为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转型正面临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以新方式参与全球分工和全球治理的重要探索。中国是“一带一路”建设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人民币国际化是公共产品之一,人民币国际化正逐步上升为国家竞争战略。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黄建忠教授提出借力“亚投行”扩大人民币货币互换和结算使用范围;加快金融衍生品与避险工具的开发、运用;沿带沿路建设离岸人民币监管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林跃勤研究员认为,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形成具有历史沉淀和相对内在稳定性,在受到外部因素冲击时必然产生反应,相关国家提出某种涉及周边或其他区域国家利益关系的重大对外政策时,不能不考量权衡对既有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和冲击。推行新丝路带构想需要考量地缘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研究好、调整好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与法律等关系,与区域内各种力量及利益集团寻求共识,避免对抗,合作共赢,是有效降低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前提。
    二、“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面临的地缘政治经济挑战及其国际协调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将欧亚大陆称为“世界岛”,并将其“心脏地带”范围界定为是从伏尔加河到长江,从喜马拉雅山脉到北极的广袤地区。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在麦金德“心脏地带” 基础上有所发展:谁控制边缘地带,谁就统治欧亚大陆;谁统治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世界命运。20世纪美苏两极格局验证了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理论,而中亚是欧亚大陆的腹心,更是各大国对外战略的核心。中国是横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并使二者相连的地缘轴心大国。但中国也存在 “地缘困境”,千百年来经历了无数次外敌从陆上和海上入侵。近年来美国等从陆海两面挑战中国。故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向西开放应对战略,谋求获得资源、市场,促进产业转移和升级等经济利益,同时化解美日围堵政治压力。中亚作为邻近周边区域、陆上新丝路带境外起点,在整个链条中具有核心地位,而中国已具有较好的沉淀和基础。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孙楚仁教授等利用1998—2014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对“一带一路”建设是否能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及其渠道问题进行了考察。实证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建设将显著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且对出口数量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对价格上升的影响,对差异化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对同质产品的影响。浙江工商大学刘文革教授等提出了契约质量影响产业链提升的假说,他利用1995—2011年WIOD 数据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代表性国家分行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比例,以契约质量表征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 GMM 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契约质量对出口国内增加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资源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显著,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依次增强,契约质量对发达地区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影响较大。刘文革教授据此提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注重契约质量的提升,实现由低附加值端向高附加值端的攀升。
    张宇教授概括了马克思经典政治经济学中世界主义体系的三个分支,并以此为框架分析了“一带一路”构想在世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经济学在处理地域问题时认为共产主义是世界性革命,因为资本是没有国界的。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经济学产生分化。列宁认为阶级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本国资产阶级在国际战争中的失败促成国内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十月革命为起点,列宁的无产阶级世界主义向全球扩张。斯大林反思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义理念,认为只有本国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谈世界性的变革。斯大林提出平行主义的世界体系理论,主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将维持一种短期的平衡。上述三个分支构成马克思经典政治经济学的世界主义体系。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和政治的优势向全球扩张,但“中心—外围不平等思想”反对“欧洲中心论”。欧洲凭借其优势剥削榨取外围国家,从而形成一种零和博弈。资本主义要维持它的收益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但全球化范围是有限的,因而资本的收益也必然有限;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国民对福利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资本主义解决不了全球扩张和民主化问题。“一带一路”构想是至关重要的,通过中亚、南亚和欧洲,把世界联系起来,是一种新的世界体系。未来的世界将会由美国和中国为代表的两大体系构成,两大系统内的相互循环、包容和平衡推动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林跃勤研究员总结了新丝路带构想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经济挑战:2011年美国启动新丝绸之路战略,目的在于以阿富汗为核心,推动南亚、中亚经济一体化及跨区贸易,实现“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经济目标以及对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的战略扼制目标。他认为特别要妥善处理与欧亚联盟等区域集团的关系,欧亚联盟是中国新丝路带的首要和关键环节,其中最重要的是取得俄罗斯的支持,对美国、欧盟、日本及印度等势力应有理有节。应从偏重油气和矿产资源投资转向基础设施、工业、农业、旅游和其他领域。提高投资本地化水平,创造更多当地价值和福利;对于境外基础设施投资不能不计成本收益大包大揽。要注重树立中国企业和产品友好形象和高端品牌,尊重宗教、文化。
    三、“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与国内沿线区域经济发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茹雪等研究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原有的交通干线会拉大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差异和人本发展的差异。郑州大学周阳敏教授等认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呈现出显著差异的“带域”特征——线上带、核心带、拉动带和辐射带,从而出现了经济增长快慢显著差异。新疆大学李咏梅副教授认为应依托北、中、南三条通道,全面带动新疆的沿线中心城市、重点城镇及所有17个陆路口岸的开放发展。厦门大学博士生陈晓晓认为中国台湾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紧迫性,与中国大陆进行更深层次经济整合与融合,将对台湾的未来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自贸试验区建设,形成若干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高地;使自贸试验区成为中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黄建忠教授据此提出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的协同推进的论断;自贸试验区与“一带一路”互为支撑:自贸试验区借助“一带一路”推进货物贸易、投资便利化与产能的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借助自贸区实现金融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南京政治学院博士生谢浩与张明之教授分析认为,涵盖江浙皖沪三省一市的长三角经济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上的可作为空间巨大。政策方面,区域内三省一市连同“长江经济带”被圈定纳入“一带一路”战略版图,义乌、苏州、合肥等相继成为“陆上丝绸之路”品牌“中欧班列”始发站;区位方面,经济区内沿海港口和(上海)自贸区成为支撑“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
    四、TPP条款、规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国有企业条款备受关注。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唐宜红教授讨论了TPP国有企业条款、竞争中立规则及其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竞争中立”概念最早出自澳大利亚国内法,是指政府商业活动不得因其公共部门所有权地位而享受私营部门竞争者所不能享有的竞争优势。竞争中立规则的初衷是想通过保障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来规范国有企业的行为,从而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金融危机以来,美欧认为由于其背后的政府支持,而不是自身的生产率和创新优势,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获得了竞争优势。为应对国有企业国际化带来的新型挑战,“竞争中立”是一个绝佳的政策工具。TPP国有企业条款可以看作是竞争中立规则国际化过程中,在多边贸易投资协定中较为全面的首次尝试,其规制标准要高于以往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国有企业条款。TPP国有企业条款秉承了竞争中立的经济学内涵,但作为追求国际市场,而不仅仅是国内市场公平竞争的新规则,又在竞争中立规则的基础上进行了国际化拓展。TPP国有企业条款与竞争中立规则(以OECD 2012报告版本为基准)和以往国有企业条款的实践进行比较,其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规制对象上TPP国有企业条款从规模上而不是从隶属关系上限定国有企业,应该是谈判各方妥协的结果;明确了各国以国内法管辖他国国有企业在本土的行为,该条款为竞争中立规则的国际化推广奠定了重要基础;明确了违反规则的判定,为TPP框架下的争端解决机制打下基础。
    唐宜红教授认为高标准的TPP国有企业条款会挤出成员国的外国投资。中国国有企业与竞争中立的差距表现在三个方面:中国国有出口企业不能获得行业一致的利润率;享有一定的融资优势,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出口规模;享有一定的国内垄断优势,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出口决策。基于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是对外投资的主体这一现实,TPP国有企业条款对中国国际投资的影响要远大于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TPP国有企业条款以及竞争中立规则对中国国企改革有启示性作用。当竞争中立规则进入具有约束力的贸易投资协定,比如TPP的国有企业条款,仍然带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贸易保护倾向。但竞争中立规则本身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竞争中立规则和一些国外践行的经验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为中国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所借鉴。中国应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认同竞争中立规则的大方向,加快国内改革步调,与国际规则接轨;积极参与规则的研究和制定过程,充分利用自身的大国地位,使规则实施的具体细则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争取对本国最有利的条款。要考虑如果没有或减少了政府支持,如何实现补偿机制?需要处理好政府、国有企业、市场竞争效率和公平几方面的关系;加快推行国有企业分类监管;克服中国企业在竞争政策规制领域的法律意识淡薄问题,引导企业更快适应国际新规则;规范政府补贴模式。竞争中立规则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防止交叉补贴,即当国有企业既承担社会义务,又进行商业活动时,其商业活动不得因为政府对其所承担社会义务的补贴而获得过度的市场竞争优势;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税制改革,逐步规范政府补贴模式,避免不必要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摩擦。
    TPP具有两条特别的新原则:从边境开放到境内开放,双开放模式不仅包括以促进货物贸易自由化为主的边境开放,还包含以促进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主的境内开放;“竞争中立”原则。黄先海教授认为与WTO相比,TPP的主要特色体现在七个方面:覆盖领域,TPP从以贸易领域为主转向投资领域为主、贸易领域为辅;国民待遇,TPP不仅要求给予WTO框架下的准入后的国民待遇,还包括准入前的国民待遇;货物贸易,TPP关税削减程度更高,适用范围更广;跨国投资,TPP对投资的界定范围更为宽泛,消除投资壁垒的力度更大;服务贸易,TPP的开放度更高,除了包含最惠国待遇和透明度原则外,还包含准入前和准入后的国民待遇;知识产权,TPP的保护范围更广,保护措施更严密;政府采购,TPP更注重公平原则,与WTO自愿原则不同的是,TPP所有缔约方必须遵守。与中国自贸协定相比,TPP主要特色体现在:已有议题,TPP在市场准入上的要求更为广泛(投资、金融服务、电信),并且其对缔约方的约束力更强(环境、知识产权),其标准已高出了现行国际标准;新议题:TPP关注的主要是准入后国民待遇(政府购买、国有企业与垄断、劳工环境、中小企业),这些意味着TPP的主旨在于为各缔约方的企业提供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企业才是TPP所服务的核心。
    黄先海教授认为TPP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制度创新有着示范效应,如中国目前已在上海自贸区中试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步放开金融服务和电信的市场准入,加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TPP所强调的“竞争中立”原则,有利于中国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中国应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缓冲TPP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应利用其在RCEP中地缘、政治、经济上的优势,积极参与和推动RCEP,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亚太地区的生产体系和价值链,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在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TPP相应高标准规则,以开放倒逼改革。黄先海教授通过CGE模拟得出中国是否要加入TPP的判断:不加入,损失小;加入,收益很大,建议优化企业竞争环境,提升企业竞争力,为可能实施TPP规则作准备。是否加入TPP要基于如下思考:是否顺应了国际经济的最新发展趋势与潮流,是否符合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是否符合中国国内改革创新的内生诉求,等等。
    五、地缘政治风险、国别制度环境、文化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
    理性投资者会选择政治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而学界发现大量的中国OFDI也流向了制度较差的东道国。中国的OFDI实际受到资源获取等投资动机和国家政治风险的双重影响,决策者需要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浙江工商大学谢杰副教授等修正了基于预期收益的投资动机与政治风险二者影响投资优化选择的理论模型,模型机理显示:东道国政治风险阻碍直接投资是基于规模报酬不变前提,当政治稳定国家的投资收益下降时,可能会拉大与高风险国家直接投资收益的差距;而当高风险国家的投资收益足以弥补其较高风险时,这些国家反而会变得更有竞争力。浙江工商大学课题组应用泊松伪最大似然(PPML)估计对2003—2013年间中国向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样本进行了检验。分析发现良好投资状况会促进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寻求型投资,但会抑制对发达国家的市场寻求型投资;腐败状况的改善会抑制对发达国家的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投资;官僚程度的降低会阻碍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市场寻求型投资,促进对发达国家的资源寻求型投资。陕西师范大学许军教授等根据高铁对外投资实施情况,建立高铁对外投资风险水平指标体系,借助 AHP 模糊综合评估模型全面度量风险水平,得出高铁对外投资风险水平属于中下等的结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林建浩助理教授等基于 2004—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了影响中国 OFDI 区位选择的制度、文化与利益驱动等方面的因素。研究显示:东道国优良的制度水平会吸引中国 OFDI 进入,而以基因距离所刻画的文化异质性则是中国 OFDI 区位选择中的阻碍因素;争夺市场、获取资源和避税是中国 OFDI 的三大利益驱动。西南财经大学宋一淼副教授采用1998—2013 年间涵盖29个国家的数据就文化差异对中国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全样本的情况下,文化差异与双边贸易流量负相关;而分组回归的结果显示,不同地域国家在文化差异对贸易流量影响上有很大区别;不同的文化维度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也有不同。

 

    刘文革、谢杰(通讯作者),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10018,电子信箱:x_j3027@sina.com;孙瑾,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邮政编码: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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