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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综述
时间:2016-09-29       稿件来源:《经济研究》编辑部

    第十六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于2016年7月9—10日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由《经济研究》编辑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论坛共计收到国内外360篇投稿论文,最终通过评审参会的论文有160篇,论文质量总体上有明显提升。来自国内外10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0多名经济学院的院长、教授、青年学者齐聚一堂,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根据理事会章程,2016年7月8日晚举行了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第二届学术理事会(2015—2017)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由论坛理事会副理事长王诚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论坛理事会理事长裴长洪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教授分别致辞,来自全国20多家理事单位的代表参加会议。论坛理事会秘书长、《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代表秘书处向理事会汇报一年来理事会及论坛的相关工作。会议讨论决定“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优秀论文奖(2016)”获奖名单,讨论《学术理事会章程(修订草案)》,并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加入理事会的决定。最后,会议讨论并决定下一届论坛的承办单位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7月9日上午,第十六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开幕式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举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许亦平主持开幕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王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分别致辞,郑红亮教授做论坛工作报告,特别提出“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优秀论文奖”更名为“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优秀论文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许亦平宣布“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优秀论文奖(2016)”获奖名单,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研究员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玲书记为获奖学者颁发证书。
随后的主题演讲环节由王诚研究员主持,蔡昉研究员、洪银兴教授、裴长洪研究员、黄少安教授及洪俊杰教授为本次会议带来五场精彩的主题演讲。
    蔡昉研究员演讲题目为“改革攻坚克难的经济学分析”。他指出,我国的改革开放仍在进行之中,但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当前,深化改革主要存在三方面困难:(1)尚未认识到改革是有红利的,对改革红利认识不足;(2)没有排除既得利益集团和局部利益的干扰;(3)没有良好的界定并分配好改革的成本和收益。蔡昉研究员以中国的城镇化为例,指出政府推动的城镇化进程有超过百分之五十是就地转移,直接把县变区,把村变街道,把农村人口变城镇人口,很多村民是被城镇化了,并没有真正地促进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合理的城镇化进程包括:提高劳动参与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由农民向居民的消费模式转变,中央和地方政府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预期收益。因此,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红利,明确改革和发展不是对立的,要处理好既得利益和改革的矛盾,以更高的智慧,更宽的视野坚决推动改革开放前行。
    洪银兴教授的演讲题目为“以创新的经济发展理论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洪教授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具体体现在以发展生产力、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及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突破从生产力成为研究对象开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要建立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3)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话语体系,这需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三方面的资源。(4)创新系统化的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发展理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发展目标不可能单一,不仅是摆脱贫困,公平分配、增加社会福利都要纳入发展目标。寻求新阶段的发展动力需要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入手。
    裴长洪研究员的演讲题目为“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研究述要”。他认为,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历史时代:第一个贸易时代从二战结束开始至1995年止,特点为要素、产品大发展、贸易自由流动。核心的国际贸易理论包括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的微观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第二个贸易时代从1995年起约到2025年结束,时代特征主要是全球价值链,服务要素的自由化。这个时代需要有相应的贸易政策,要求各个国家都要实行自由化,但是贸易理论对此缺乏解释。第三个贸易时代从2025年之后开始,其主要特征是跨境电子商务。美国研究机构预测,2025年后美国的国际贸易中,电子商务约占70%。在中国,跨境电子商务虽然发展很快,但我们对其未来发展尚缺乏认识和研究。例如,沃尔玛用54年时间完成3万亿交易额,阿里巴巴只用了13年。与沃尔玛不同,阿里巴巴是一个电子商务平台,3万亿交易额不是自己完成的,而是无数个小企业参与进来完成的,这就形成更大的普惠型贸易。我们即将进入第三个贸易时代,但是国际贸易理论对此的描述和提炼还远远不够。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任务包括:一方面按照我国的发展规律来叙述、分析、解释发生的故事;另一方面要引导我们的实践,解决第二个贸易时代的问题,并引领进入第三个贸易时代。这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尤其是青年经济学家进行深入研究。
    黄少安教授演讲题目为“劳动价值论何以产生和发展?”。黄少安教授指出,价格—价值理论是经济学中最核心、最基本的问题。他从经济史角度回顾并论述重商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和演变,充分肯定了古典经济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和凯恩斯经济学体系四大经济学体系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最后,他认为,中国现阶段有必要回归劳动价值论,且需要以经济史为切入点了解经济,先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收入分配上尊重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让财富创造者获得应有回报,再回归亚当斯密经济理论,让大家努力劳动创造财富。
    洪俊杰教授的演讲题目为“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的中国角色研究”。他首先回顾了全球贸易规则体系的演变,包括中国最初的朝贡贸易、市舶贸易,到近代的鸦片战争、布雷顿森里体系,直至WTO成立并运作,多哈回合谈判受阻等。随后重点讲述了当前发达国家推广的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的主要内容:关税消减幅度更大、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注重监管一致性、知识产权、国企纪律与竞争中立等边境后措施;强调电子商务与数字产品贸易、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新议题谈判;指出新规则具有高标准、综合性、重视边境后措施、对新议题开放等特点。最后,洪俊杰教授认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应遵循以下原则积极倡导“中国风格”的国际经贸规则:补充完善现有体系、兼顾改革和发展功能、尽量维护多边体制、积极倡导合作共赢、让更多人群有获得感。“中国风格”的经贸规则具体内容包括:全球加工贸易规则,跨境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规则,包容性创新理念,反对蓝色和绿色壁垒,逐步推动诸边投资体制等等。
    主题论坛为后续的26个分论坛(其中英文论坛2个)拉开了序幕,分论坛几乎涵盖了经济学的所有领域,参会代表就各个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下面我们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分析、微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分析、金融理论与应用、国际经济学与世界经济五个方面分别展开综述。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
    廖慧玲等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结合数理分析方法,把看似矛盾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结合起来,指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驱使资本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率,进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因此利润率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双降”具有耦合性。刘刚通过补齐一个包含周转速度和固定资本的利润率总公式,将超额利润的来源从单一劳动生产率差异,拓展至劳动生产率差异、组织管理效率差异和流通效率差异三种来源。通过将公式展开,将其中的逻辑关系归结为“潜在产能定律”和“利润率定律”。
    张雪琴利用垄断资本学派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文本,追溯其理论发展和演化过程,根据金融扩张的历史过程及垄断资本学派的理论演化脉络,将垄断资本学派金融化与资本积累理论划分成三个阶段,并在尽可能还原垄断资本学派两代学者垄断金融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对其贡献给予评价。许建明等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语言来重新表述剥削与道义经济,梳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从生存效用整体性约束出发,证明竞争性均衡时剥削与道义经济都存在,且剥削与道义经济存在共同的逻辑起点,进而以同一理论结构来解释剥削与道义经济的机制。
    李黎力通过对明斯基与奥地利学派的比较研究,认为明斯基与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周期和不稳定性的产生根源、诱发因素及发展过程和机制方面存在根本分歧,明斯基绝非脱胎于奥地利学派,而是十足的后凯恩斯主义者。周绍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五大发展理念”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应重新梳理发展理念演进脉络,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科学范式出发,对五大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进行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解读,并由此提出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体系。
    (二)经济改革
    孙三百基于中国微观调查数据,考察住房产权对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运用工具变量法证实“住房投票假说”在中国同样适用。而中国之所以出现与“住房投票假说”相悖的表象,一定程度上与当前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大量流动人口及其户籍缺失有关。梁俊等构建了一个包含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滑及资本市场扭曲加剧是主要原因。陈非从生产方式的组织者视角,深入考察“互联网+分工协作”的经济模式,认为互联网化的分工协作模式,将形成非雇佣劳动的新生产关系,构建起“开放型生产方式”。胡联等指出,精准扶贫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在融合国内外减贫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得出的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制度贫困论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反贫困理论的新发展。
    二、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分析
    (一)税收及其经济效应
    税收对收入分配和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本次论坛的热点主题之一。倪红福等在Rajemison(2003)投入产出价格模型中引入增值税抵扣机制,利用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等数据进行模拟分析。研究发现,在现行征管能力条件下,“营改增”后的税收制度略微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但是一旦税收征管能力大幅提升,可能加剧居民税收负担、恶化收入分配。吴燕等利用CHFS数据及各城市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评估了《个人所得税法》调整实施对个体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作用。研究发现,所得税减免总体上有助于我国劳动供给的提高,但可能不利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减小。范庆泉研究了劳动力流通程度的不同阶段,税率结构变化与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劳动力流通程度的提高,征税方式转变对于效率指标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公平指标的影响也由负转正,劳动力流动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张平等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核算了不同地区和家庭的房地产税缴纳能力差异,并据此测算不同地区可行的差异化有效税率,同时分析了不同免除方案下,房地产税税负在不同收入层次家庭中的税负归宿,及房地产税收入用于基本公共服务对不同家庭的再分配效应。蔡诚等对遗产税的财富分布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论表明,主动遗产动机会增加财富不平等,并可以更好地拟合中国的实际数据,而只存在意外遗产的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财富分布的不均。引入遗产税可以降低财富不平等程度,但此情况下的税收会给富人造成很大的负担。李明等研究了减税的经济效应,基于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分别采用理论和断点回归两个策略识别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基于改革带来的税率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税率越低的企业劳均增加值增长越快。实证研究表明,减税能够提振中国经济,但效果未必能有预期的大。杨龙见等利用县级财政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等多个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增值税留成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存在负向影响。
    (二)财政政策与公共债务
    肖洁等分析了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和财政分权在地方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并采用2002—2009年市、县级数据实证分析了这两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与财政分权共同作用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其主要原因在于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保障了下级官员发展经济的激励。詹新宇等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框架下构建方程进行分析,发现异质性预期冲击和“超预算”冲击都是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超预算”约束的放松,会显著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但同时会加剧消费和投资波动。韩文龙等从财政资源公共域视角,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和规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由于存在债务上限和债务支持率软约束,存在依赖中央政府兜底的预期,及债务偿还责任制等制度供给缺失,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赵旭杰等通过将公债增量和公债存量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从规模效应和效率效应两个视角探究公债红利的变迁问题。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公债存量水平的攀升,公债红利将减弱,我国正面临这一局面发生的可能。
    (三)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
    孟庆玺等以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Wind、RESSET、CCER和CSMAR四个数据库的数据,探讨了宏观产业政策之于微观企业创新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产业政策激励了企业创新,但对国有企业的激励效果弱于民营企业。黄昊等研究认为,当前中国结构转型的重点主要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进一步释放更多人口红利,同时大力推进第二产业发展,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尹兴强等利用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的2002—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究了产业政策扶持与企业多元化经营的选择问题。研究发现,相对于受扶持企业,非扶持企业更趋于多元化经营,且通过多元化经营更多地涉入了产业政策扶持行业;非扶持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在提升微观企业价值的同时,也部分实现了宏观产业的转型升级。杨智峰等探讨了中国工业内部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因和机制,发现轻、重工业产出结构变化的动因是轻、重工业技术进步率的相对变化,具体来说,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有较高的技术进步率,是工业内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因。刘竹青等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工业企业数据库及2004年工业企业普查数据,检验了房价上涨与我国制造业—建筑业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房价上涨对我国制造业“用工难”的影响。结果发现,房价上涨显著降低了我国制造业—建筑业的就业比例,建筑业扩张对制造业就业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导致了制造业的“用工难”问题。郭凯明等建立了一个两国四部门新古典增长模型,将模型中各产业部门的劳动力份额分解为六个效应,同时使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Penn World Table和UN Comtrade匹配的1978—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从分解核算和反事实模拟两方面,评估以上六种效应的影响。
    (四)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
    汪玲等基于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构建了货币政策“混合”规则形式,通过校准和贝叶斯方法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估计,考察了模型在利率规则、数量规则及混合规则三种规则下的实证表现。研究发现,我国当前货币政策规则是加权形式的混合规则,其能使经济变量更快地收敛到稳态。邓燕飞等估计了中国市场环境中企业部门的粘性特征,并基于实证得到的粘性参数数据,数值模拟了货币政策冲击、成本加成冲击和自然失业率冲击下通胀和产出的动态路径。刘东坡基于区域结构和产业结构效应双重视角,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经济结构调整功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均具有较为显著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效应;危机期间,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有所下降,危机后调控作用逐渐增强。仝冰基于混合频率数据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投资、消费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波动最主要来源是以投资品价格度量的投资专有技术冲击,其次为货币冲击、持久性技术冲击和外生需求冲击。
    三、微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分析
    (一)资源、市场、政府与经济增长
    周末等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和县级宏观经济指标匹配的数据,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检验了“资源诅咒”理论提出的典型微观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证实,在报告期间存在“资源诅咒”,且“资源诅咒”主要通过长期“制度弱化效应”发挥作用。张勋等从基础设施带来的市场一体化视角,研究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基础设施的市场扩张效应是提高企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而基础设施的外资竞争效应在总体上降低了企业生产率。李艳使用1998—2007年和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库,验证地方国有企业保护对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国企保护程度越大的城市行业,资源配置效率越差;地方国企保护越严重,新进入企业面临越高的进入门槛,国有企业越不容易退出。童健等研究了在经济发展进程的不同阶段下,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与经济增长和自主创新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1998—2005年间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刺激效应更强,但2006—2013年间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更能刺激经济增长。周惠民等运用空间统计分析技术,对2000—2014年长三角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其空间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二者指数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并形成倒U型空间分布格局。然而,两指数空间重心呈现反向演进态势,且重心偏离度持续扩大,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匹配程度趋弱。汪锋等通过构建理论和实证模型,研究高铁在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趋同中的作用。研究表明,开通高铁能加速经济落后城市的经济增长,并进而通过城市经济增长趋同效应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
    田森等通过专家市场的空谈博弈模型分析专家服务市场的市场失灵现象。研究发现,如果市场中的部分专家存在社会偏好,他们将与自利专家形成一个高信号混同、低信号分离的均衡,导致高信号区间出现欺骗、治疗失当及信任丧失等现象。曹春芳等以2007—2011年A股制造业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市场分割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市场竞争地位的影响。他们发现市场分割越严重的地区,国企获得政府支持越多,市场竞争地位越高。王麒麟等考察了城市行政级别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同时探讨了对外开放在机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城市行政级别对地区的发展更多地反映在经济层面,城市行政级别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扩张建设用地规模来实现。安苑考察了经济波动中中国制造业的资源配置效率状况,及补贴支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对经济周期中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有负面作用,且该作用并非来自其支出规模的顺周期特征,而是来自补贴在衰退期呈现出的显著偏向低生产率企业的结构性扭曲。余靖雯等利用2000—2013年我国地级市官员和所辖区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了地方官员更替对上市公司股价风险的影响。王存峰等基于1990—2015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政治关联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关联整体上抑制了我国企业的风险承担,导致企业畏缩不前。陈俊等检验了地方官员行为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支持未能显著地促进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产学合作、金融机构支持和引进外资,均有利于市场化导向型创新效率提升,产学合作和引进外资不利于提高非市场化导向型创新效率。李摇琴等利用2006—2013年沪深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地区腐败与企业投资取向之间的内在联系。褚红丽等基于2014年中国法院公布的受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探讨了受贿主体的职务级别、法律制度设计和腐败惩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不考虑法律设计特征时,受贿主体的职务级别对腐败惩罚会产生影响,职务级别越高,腐败惩罚越轻。但考虑到法律制度的设计特征,即惩罚增加的力度会随腐败金额增加而出现递减的规定,受贿主体的职务级别对腐败惩罚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王砚萍等基于2006—2012年沪深上市公司,研究政府官员如何主动通过访问企业来实现其就业目标。研究发现,我国政府官员倾向于访问吸收劳动力强的企业,访问后企业的雇员规模显著增加,尤其是大专以下的雇员数,从而导致员工冗余,在国有企业中,官员访问的这一效应更为突出。
    (二)环境、人口、教育与文化
    王勇等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排污费修订对企业就业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成本上升显著地降低了企业的就业增长,交纳排污费的企业的就业创造率显著下降,就业损失率明显上升。王海等在两控区政策实施的基础上研究了政绩考核变迁、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创新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03年政绩考核机制的转变有利于实现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发展的双赢。刘瑞明等利用中国2003—2013年间283个地级市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了排污权交易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地方政府的政策扭曲,排污权交易不仅未有效降低工业SO2的单位排放量,甚至还提高了工业废水和粉尘的单位排放量。韩超等分析了环境规制对资源再配置的影响,发现约束性污染控制具有显著的“加规制、去污染、去错配”作用。石庆玲等使用断点回归方法,评估了约谈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制度对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如果是因为空气污染原因被约谈,则整体上约谈有一定的空气污染治理效果,如果不是因为空气污染原因被约谈,则约谈对空气污染没有影响。
    吕光明等采用CHIP2008数据,构建相对全面的环境集,通过构造事后反事实收入,来间接测度我国城镇居民机会不平等程度及其具体生成渠道,同时进一步分析了环境因素间接影响在性别、区域之间的差异。王春超等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城市人口集聚水平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人口密度与个体创业选择在整体上呈U型关系。马双等利用CHFS数据,及2011—2013年各调查区县最低工资标准的涨幅差异,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将显著增加173个百分点。谭娅等尝试从劳动力对专业技能和工作内容匹配程度差异的容忍度角度,揭示劳动要素配置扭曲的原因。研究指出,在类似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公共部门由于存在户籍和公共服务准入上的优势,导致劳动力以更高的容忍度,接受专业—行业不匹配现实,造成劳动要素配置的扭曲。杜鹏程等使用2004—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手动收集的全国各县最低工资标准匹配数据,研究了最低工资对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规定》的实施使得劳动要素的资源误置程度增加了约6%;最低工资标准每提升10%,劳动要素的资源误置程度将显著增加约13%。秦永等在新增长理论模型基础上,考虑高素质劳动力和普通劳动力两种劳动力情形,研究认为技术进步推动了高素质劳动力就业。刘铠豪通过扩展戴蒙德世代交叠模型,利用1991—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适度的人口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和地区经济增长,对扩大内需均具有积极影响。王鑫利用1894—1936年海关数据,以缫丝业为例,建立回归模型考察了农村家庭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过高的粮食价格阻碍了家庭蚕丝业的专业化经营,使缫丝工业的发展不得不受制于原材料生产能力的约束。梁超等将性别比失衡、婚姻市场挤压及彩礼和嫁妆放在一起,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识别,并使用CHARLS数据中子女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性别比失衡显著降低了男性相对女性的结婚率,但这一效应只在农村地区显著存在。通过从人口增长及人口分布两个维度刻画了清代人口爆炸,在利用Arcgis将清代以来行政区域变迁等统计指标统一到当今地级市层面的基础上,何祚宇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清代人口爆炸所造成的生态退化,是导致当前空气质量恶化的原因之一。戈艳霞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财产性收入对劳动供给的可能影响。研究发现,与无财产性收入相比,有财产性收入将显著提高周劳动供给时间约3小时;财产性收入对男女劳动供给都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且差异不显著,但对城乡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差异。范洪敏等认为,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决定了环境规制对二元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他们的研究还进一步发现,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下,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效应有所不同。
    程波等通过对教育投资收益率、工作经验与收入波动关系,及个人教育成本与终身收入关系的研究,探讨了教育贫困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徐佳等利用2007年“消费、幸福感及社会意见调查”,从多个维度考察了教育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水平的上升对于不同宗教信仰的影响是不同的。吴贾等基于对湖南省某县37所小学3999名学生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了学生给班主任送礼对学习成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学生送礼可以提高平均成绩0192个标准差,但对于成绩较好的学生,给老师送礼并不会带来成绩的显著改变。万千等从代际教育关联的角度切入,分析了高校扩招对代际教育关联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上看,高校扩招对代际教育关联没有显著影响,但在高等教育资源更加丰富的省份,高校扩招对代际教育关联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促进了教育公平。张牧扬等研究了中国城市公立学校歧视性录取政策对附近房价租售价格比的影响,发现好学校附近的房产比差学校附近的房产租售价格比更低。
    郭云南等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结合,基于独特中国村庄层面调查数据,利用断点回归的方法,考察了第一大姓当选对村民自主创业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如果选举产生的村主任来自第一大姓,家庭以创业为经营主业的概率会显著上升。赵洪丹利用2006—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和其他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支出与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农村人均贷款和农村金融风险之间存在“U”型关系,而与农村金融流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农村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政府支出对农村金融发展分别具有负向效应和正向效应。周强选取CHNS1991—2011年数据,从农村家庭父代与子代的教育、健康、医疗和收入四个维度构建多维贫困指数,测度了代际多维贫困发生率、多维贫困深度及贫困贡献度,然后在此基础上采用混合效应回归模型,剖析了代际多维贫困流动性的主要影响因素、路径及内在传递机制。赵子乐等通过语言学波浪理论构建语言距离指标来测度文化差异,研究发现与基因距离相比,语言距离所包含的噪音更小,对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谭实宏等以2007—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城市方言数量及方言分化指数作为文化多样性的度量指标,实证考察了文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文化越多样化的地区,企业的创新产出越多。刘雯等分别构建理论模型,研究家庭地位分层现象和不同人群的地位寻求动机。研究结果显示,当收入、职业和受教育水平用以表征个体经济社会地位时,地位性支出可作为其补充手段,弥补由于职业、受教育水平等不足而产生的较低社会认同感。党力等基于宗教俱乐部模型,利用2010—2012年CGSS数据,研究了宗教对于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宗教信仰本身对个体健康水平没有显著正影响,甚至有略微的负影响;但参加宗教活动可以显著提高参加者的心理健康水平。王军鹏等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为基础,从宗族网络的视角考察了社会网络对农村公共养老保险参与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宗族会降低农户对新农保的需求。李跟强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了参加医疗保险与参保人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参加医疗保险显著降低参保人的健康状态和健康概率,且这一负向作用异质性明显,对家庭收入较高和年轻户主群体的负向影响更大,对家庭收入较低和年老户主的群体基本没有影响。赵宇恒等采用与同镇外出务工的老乡和外出务工的亲戚的关系作为社交网络强弱的工具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那些与同镇老乡关系更为密切的人,利用社交网络的频率更高,而且同镇老乡比亲戚对农民工更有帮助。佘国满等基于1999—2013年政府官员标准照信息,研究了官员样貌对其职业晋升的影响。研究发现,样貌对于官员的晋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此同时,官员样貌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能力并没有显著关联。李响等使用各个地方政府不同时间出台的人才引进计划,研究引进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对公司绩效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引进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确实能够提高公司的绩效。邵磊等研究了经济增长与医疗花费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GDP增长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大约使得医疗费用增速下降一个百分点,进一步研究发现GDP增长会造成成人的死亡率增加、寿命减少,进而表明医疗服务的机会成本升高可能是医疗花费减少的原因。
    (三)技术、创新与契约
    陈晓玲等研究了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有偏技术进入,对资本和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发现不同所有制企业和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和有偏技术进步方向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对要素相对收入份额的具体作用方向不同。李琦等引入一个基于不完全信息流的审计项目收益估值模型,尝试解决传统随机抽样方法无法实现效率最大化问题。研究发现,在此模型下审计人员所获取项目期望收益要高于随机抽样方法。徐璐等分析了生产型外国企业如何将其成本降低型专利技术分别授权给本国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他们的模型表明,就技术授权方式而言,这取决于竞争政策是否允许外国企业对国内两类企业进行歧视性授权。张钟文等研究了中国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的资源重新配置解释。研究发现,1980—2012年中国全要素技术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094%,而其中029%可以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得到解释。其中,农业部门是提高劳动力重新配置效率的主要来源,相反地,房地产行业则是阻碍或降低资本重新配置效率的主要原因。江伟等考察了客户集中对企业创新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客户集中度越高,其越不倾向进行突破型创新;在民营和高新技术企业中,企业客户集中度越高,其申请的实用新型专利越多,申请的发明专利越少。周开国等运用博弈论方法建立理论模型,提出融资约束和创新能力会对企业协同研发产生抑制效应的研究假说,并利用2012年世界银行调查问卷数据中关于中国企业的样本对假说进行了论证。邱知奕等引入劳动结构的异质性,探讨了中国高技术导向创新政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工艺创造能够显著增加工作机会,特别是增加企业对接受良好教育和不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周密等通过对“中国式”产能过剩的经济学研究,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重点是供给方向和供给对象的结构性调整。刘帅光等将不完全契约机制和古诺竞争引入动态一般均衡框架,运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契约执行效率越高的地区,企业进入激励越强,市场竞争越充分;资本密集型行业比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契约执行效率的变化更加敏感。杨本建等运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交易合同执行效率对企业技术赶超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合约执行效率对企业的技术赶超有正向影响,且对不同技术水平的企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刘鹏飞等发现,契约执行的改善可以提高企业生产率,且对于契约密集型企业的生产率提高更明显;契约制度提高对较低生产率企业的生产率促进作用比较明显,对较高生产率企业不具有促进作用。郭广珍等通过建立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研究需求波动和成本结构如何影响下游厂商在开放平台和封闭平台中的选择策略。研究发现,尽管不同平台受不同企业之间外溢和网络效益的影响较大,然而对选择使用不同平台的下游厂商而言,需求波动和成本结构的影响仍更为直接。
    四、金融理论与应用
    (一)金融市场领域
    胡聪慧等利用2006—201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数据,实证分析了大股东市场择机行为在定向增发新股中的存在性,及对大股东利益输送的影响。结果表明,大股东更偏好在股价被低估时参与上市公司发起的定向增发;在股价被高估时,大股东极有可能选择资产注入方式认购新股。熊艳实证检验了媒体曝光对拟上市公司发行审核结果及进程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尝试探讨媒体作为资本市场自律机制的可行性。研究发现,媒体的IPO把关效果优于承销商及审计事务所,媒体曝光显著降低了拟上市公司发行审核过会的概率,延缓其上市进程;媒体的IPO把关效果主要通过对发审委委员的信息扩散及声誉约束路径实现。张秋月等以中国券商所承销过的上市公司IPO过程违规造假为新的研究视角,实证分析券商声誉对于公司IPO的影响。结果表明,IPO造假的披露对券商声誉造成显著的折损。
    张润泽等以沪深300的成分股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信息不确定性与等交易量知情交易概率(VPIN)对股票风险溢价的联合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知情交易概率和信息不确定性均能够带来正的风险溢价,并且两者能够对股票的风险溢价产生叠加效应。王建新等采用社交媒体中的投资者生成数据,对股票收益进行预测从而检验我国社交媒体大数据的偏差性。结果表明社交媒体股票大数据存在显著偏差;社交媒体中存在“市场操纵者”,其情绪与股票未来市场收益负相关。薛熠等采用2000—201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和A股数据,研究行业网络中心度和股票收益率的关系,同时对系统性风险形成机制及行业网络中心度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发现,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行业雇员数和固定资产投资额等是行业网络中心度的关键驱动因素。温军等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股票流动性对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结果发现,股票流动性的增加有助于机构投资者低成本进入企业并成为有影响的股东,提高不同股东间的制衡程度;股票流动性的增加丰富股价的信息含量,显著降低代理冲突和股东利益冲突。
    覃家琦等用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ChinaVenture投中集团的CVSource数据库相匹配,检验创业资本如何影响被投企业的负债融资。研究发现,企业负债融资额在VC介入后获得持续增长,并且这种增长主要来自短期负债融资额(包括商业信用融资额),而长期负债融资额则在VC介入一年之后呈现下降趋势。薛熠等研究了“挂牌效应”和“融资效应”对公司盈利表现、流动性、盈余管理和R&D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对新三板挂牌企业,在盈利能力上挂牌效应完全主导了融资效应;无论企业是否选择在挂牌同时进行股权融资,都不能改变其盈利能力的显著下降。
    郝阳等以2004—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国有和民营参股股东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提高了公司绩效,但国有资本之间的股权多元化对公司绩效没有正面影响;民营参股增强了国企管理层的薪酬和离职对业绩的敏感度,国有参股减轻了民企的税负和融资约束。孟清扬等基于中国大陆A股上市公司自2005年陆续开展的股权激励计划,验证在中国市场背景下股权激励对于企业创新的实际影响。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计划对于企业创新有显著而稳健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民营企业、竞争程度相对较低的行业,及对核心技术人员进行股权激励的企业中效果更大。刘飞等以2007—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基于自然实验框架的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股票卖空压力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股票卖空压力能够抑制公司高管利用在职消费攫取私有收益的行为,且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减少委托代理问题两种机制发挥作用。
    (二)货币政策领域
    在对货币政策数量调控与价格调控的划分标准明确界定的基础上,李宏瑾等通过对货币数量方程式和凯恩斯货币效应理论的推导,证明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规则与泰勒—利率规则之间的理论等价性,这对完成利率市场化后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转型具有启示意义。采用M3/M2指标衡量我国银行体系金融创新程度,洪朝伟等分析了金融创新对我国货币需求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M3/M2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对货币需求的抑制作用都是显著的。刘明国等基于非均衡动态增长模型和价飙模型,对我国货币漏损进行估算与预测,认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形势已经处于风险临界区,2020—2027年将是我国经济系统风险高发区。马喜立等建立单国和多国动态CGE模型,分析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对世界及中国经济的影响。赵廷辰等通过一个动态两国货币一般均衡模型,对全球经常项目失衡、超额消费与国际货币地位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发现,美国长期经常项目逆差与美元国际地位有关,逆差规模受美国货币政策和相对经济实力的影响;不同于一次性的“铸币税”,国际货币发行国能为发行国带来持续的超额消费。
    (三)银行金融与企业信贷
    周凡等基于中国189家商业银行财务数据,采用流动性创造指标衡量银行流动性,研究竞争与银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市场占有度更高的银行,流动性越高,银行竞争对流动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张天顶等基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在利用成分期望损失方法测量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基础上,重点探讨并识别银行规模的门限效应,并借此来分析综合化经营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规模小商业银行开展综合化经营会降低系统性风险,规模大商业银行开展综合化经营会增加系统性风险
    童中文等选取A股上市银行2008—2015年信贷数据,探讨了商业银行羊群行为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至少自2008年金融危机起,中国的信贷市场上便一直存在羊群行为,且对不同行业呈现出不同的周期性;羊群行为为商业银行带来更高的不良贷款率。王营等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例,探讨非存款类放贷组织在促进民间金融阳光化方面较之银行是否存在优势,在何种方面更具优势等问题。研究发现,非存款类放贷组织不仅具有有利于小额贷款公司获得吸收非公众存款的优势,同时也有利于避免审慎监管造成的价值损失。燕志雄等建立一套中小企业抵押信贷理论,将中小企业信贷难的根源归结为流动性资产三个特性:易转移性、价值不确定性大和价值信息不对称。
    (四)行为金融领域
    胡振等运用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消费金融调查数据,采用PSM和回归分析方法,研究金融素养对家庭理财选择及理财规划时间跨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主观金融素养、客观金融素养与家庭理财规划选择及理财规划时间跨度均呈正相关关系;金融素养高的家庭比金融素养低的家庭理财规划选择概率高出32%,理财规划时间跨度上显著高出274年。徐佳等利用中国居民金融知识和退休计划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而言很低,而且退休计划与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具有显著的联系。邵磊等构建一个双向利他的代际模型,研究社会保障扩展和代际流动性降低对家庭储蓄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代际流动性的降低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总体储蓄率会降低,同时财富和收入不均等程度会不断加大。张光利运用中国省级层面数据和全国范围的微观调查数据,分别从省级层面和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了房价波动对居民风险偏好的影响,发现房价水平和房价增速都会提高居民的风险偏好。
    鞠晓生等采用2007—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银行融资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贷款对支持中国企业研发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且银行更倾向于直接资助那些已经取得政府奖励的研发创新项目。白俊等利用时间错列的多元外生冲击事件和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层面研究外资银行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外资银行进入显著促进了本土企业创新。王薇等以1994—2014年中国648家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了所有权、市场竞争和企业技术水平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相对于私有产权更有利于技术水平的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和私有产权对技术水平的交互影响主要体现为互补关系;市场竞争的提高能够改善国有企业终极控制人变更对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冀东星等基于手动搜集的中国市委书记更替数据,研究发现市委书记更替与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负相关,且这种关系受企业性质、政府质量、市委书记年龄和选拔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向虹宇等使用我国P2P平台人人贷网站数据,研究注意力对P2P投资决策的影响,发现当可选借款标的数量增加,使得投资者注意力下降时,名义利率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程度增加,名义利率以外的信息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程度下降。方茜等运用2004—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金字塔结构规模和复杂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当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越高时金字塔结构越复杂,这种相关关系在不同类型的金字塔结构中表现不同,且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
    五、国际经济学与世界经济
    (一)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张小溪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探讨了全国和各区域经济增长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影响。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东部地区最为明显,西部次之,东北部和中部最弱。聂飞等基于2003—2013年中国与98个国家的双边投资数据,从汇率传导机制和结构传导机制视角,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利用外资的影响,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利用外资规模和质量有着显著影响,且我国对资源丰富、技术先进和收入较高国家的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作用更为明显。闫雪凌等主要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领导人访问效应,研究发现领导人访问对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具有显著的当期促进效应,并通过促进文化交流、提高东道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等间接机制对中国ODFI区位选择产生持续的长期影响。杨超等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从所有权结构视角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内资企业行业内和行业间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发现,中外合资FDI与外商独资FDI对内资企业产生不同的溢出效应,且这种效应会受到行业技术差距、行业竞争程度及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和融资能力的影响。诸竹君等从企业层面价格加成视角,采用双重差分方法估计中国工业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的绩效。结果显示,投资会降低企业当期价格加成,但对未来价格加成有正向效应,且这种滞后的正向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很显著。张宇通过构建产品结构与产业链结构指数,利用空间经济均衡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跨境投资的不对称开放延缓了各类企业的产业链结构升级。温日光等以1991—2014年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交易为样本,考察国家产业政策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交易的影响。研究发现,所在行业受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愿意支付更高的并购溢价,但并购效果并不理想。
    (二)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
    李楠利用民国时期工业行业调查数据,对近代工业企业出口与童工使用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结果显示,近代工业企业产品境外销售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童工占总雇佣工人比重提高016个百分点,童工的雇佣人数增加13个百分点,且各行业出口额对童工使用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易靖韬等基于多产品企业的垄断竞争模型,构建贸易自由化、企业能力与多产品企业分析框架,研究贸易自由化及企业能力对企业内资源配置和产品范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会使得多产品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提升、生产向核心产品集中、产品范围缩小,而且能力越强的企业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拥有越高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王明益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要素价格扭曲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价格扭曲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存在动态非线性影响;资本价格扭曲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取决于规模经济效应和要素错配效应的综合作用。钟建军采用CEPII BACIhs92六位码产品贸易数据,对中日两国1995—2013年间高技术产品出口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进行测度,发现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仅在数量边际上超过日本;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高速增长主要由集约边际推动,日本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主要由价格边际拉动。傅缨捷等采用中国微观层面的数据,研究了高、低技术产品的出口地理分布。研究发现,中国将近50%的低技术产品出口至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高技术产品出口至该地区的比例不足40%。相比于低技术产品,高技术产品出口至欧盟和北美的比例更高。林发勤等以2007—2012年我国实施的“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为“自然实验”,通过建立双重差分计量模型,研究了“家电下乡”政策对“家电下乡”产品内需和外需的影响。结果发现,“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在显著抑制国内销量的同时促进了相关产品的出口。
    徐小聪等将出口中间商选择嵌入到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构建了一个包含私营和非私营两部门的产业内资源误置与贸易模型。结果表明,出口中间商的存在导致私营和非私营部门及整体经济层面都出现资源误置,并最终降低一国的生产率收益和贸易福利。尹斯斯等构建了一个可变贸易成本与生产率联合异质性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解释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产品多样性、社会福利及企业选择等若干基础理论问题。
    骆哲翀等分析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和地位对南方和北方国家各自国内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加深会扩大所有国家高、低技能劳动者间的工资差距;嵌入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有助于缩小所有国家高、低技能劳动者间的工资差距。刘斌等运用熵值法和KWW扩展方法分别对贸易便利化和价值链参与程度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贸易便利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价值链参与程度;贸易便利化对价值链参与存在结构化的影响。李柔等使用引力模型,依据190个出口国和168个进口国1988—2006年的数据,研究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和违约危机对贸易的影响,并探讨了危机爆发后影响贸易复苏的机制。
    六、结语
    从2001年至本届论坛,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已经成功举办16届。作为广大中国青年经济学者最新学术成果交流的最高端平台之一,论坛启迪和激励着广大青年经济学者积极投身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本届论坛聚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青年经济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尝试通过现代经济学范式研究我国现实经济问题,并努力为我国经济实践和政策制定提供有力参考。通过本届论坛,青年经济学者们的理论功底及运用理论工具分析我国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得到体现和加强,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了有利条件。
 

(本刊记者:谢谦)

    作者:洪俊杰、李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邮政编码:100029,电子信箱:hongjunjie@uibe.edu.cnmingli@uib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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