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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6)高峰论坛”综述
时间:2016-11-10       稿件来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进入转型的关键期。随着原有规模效率模式赖以发挥作用的各种比较优势的转变,中国开始步入以城市化和经济结构服务化为主要特征的二次经济转型。如何在增速持续放缓的背景下减少外部冲击,顺利实现二次转型并再次进入稳定发展的轨道,是政府决策部门以及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由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香港经济导报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十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于2016年7月2—3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内外各高校、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的百余名专家学者、40多家媒体参加了本届论坛。大会发言的学者(按发言顺序)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研究员,国家统计局许宪春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杨圣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院长张连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沈越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教授,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龚刚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教授,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高级研究中心主任陈昆亭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李建伟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自然副研究员,湖南大学经贸学院陈乐一教授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稼琼教授、香港经济导报社副会长颜安生总编辑到会致辞。
    与会专家围绕“中国经济二次转型与防范外部冲击”这一主题,针对宏观经济形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次转型升级、宏观政策选择、防范外部冲击、国际环境、债务问题、收入分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发布了2016年中国35个城市生活质量指数。
    一、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潜在增长率
    2015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9%,创1990年以来的新低。2016年第一、二季度GDP同比增长率为6.7%。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日益显著。当前,我国经济稳中有进,符合预期,但稳定运行的基础仍不牢固。
    1.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杨圣明研究员分析了中国过去30年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并指出,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减速期。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适应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我国应探索正确反映经济各方面的科学指标体系,以期更真实地反映生产情况。
    田国强教授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即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其潜在增长率也一定是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绝不会在短短的几年内较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速均值下滑3个百分点;不能低估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大发展的威力。如能进行市场化深层次制度性改革,提高市场效率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会产生意外的效果。因此,他认为,从理论、历史、统计三个角度分析,都得不到潜在生产率大幅下降和逼近实际增长率的结论。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到位,现代市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改进,中国未来5年的潜在增长率至少应该是7%以上,不会显著下降。
    沈越教授认为,宏观经济面临逐步下滑态势。金融危机后随着强刺激效应释放,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一个长期下行通道,2016年可能是继续下行的新节点。除GDP、工业已经进入个位增速外,2016年消费、投资增速甚至M2也可能进入个位数。基于此,他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二次转型,要过几年苦日子。
    张自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与波动有着重要影响,必须给予重视。他通过使用全国264个城市GDP、资本存量、劳动投入的数据,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城市的TFP增长情况。结论是,1990—2011年间,全国东、中和西部地区城市TFP增长均呈现下降趋势,资本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逐步减少,已经不能走以往那种依赖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道路。他建议采取各种措施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宏观经济下滑的原因
    对于经济下滑的原因,沈越教授认为主要源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的标志;二是长期实施以扩张需求为主的宏观政策的反弹;三是由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厘定的改革措施落实远不到位;此外,2016年短期的“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泡沫)措施也对增速下降有贡献。因此,要适当调低“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速,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措施落到实处,加快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具体化措施出台;在降低成本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背景下适时适度放松人民币汇率,以提升出口增速,同时可以减少外汇储备下降。
    田国强教授认为,经济增速方面存在执行力和具体措施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决议精神和发展理念没能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地,不作为甚至反向作为的现象出现,导致了决议和现实的反差,改革和发展及稳增长需要有效协调,在稳增长短期方面的具体对策和举措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发展和治理需要解决好相辅相容的辩证关系。
    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中国经济二次转型升级
    “十三五”期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期,此次转型被定义为经济二次转型,即经济从工业化转型为城市化为载体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基于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工业化是规模收益递增的,在此阶段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而经济结构服务化以后,规模收益开始下降。2015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5%,进入到了二次转型阶段,面临诸多的挑战。深化改革将成为转型成功的关键。
    1.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面临挑战
    沈坤荣教授认为,进入新常态后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由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增长动力由要素投入为主转为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已进入重要的转型期,但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主要表现是中央与地方的作用分化以及民间投资正在快速下滑;非金融部门债务增幅过快,对金融稳定产生冲击;企业部门债务水平持续攀升,不仅制约了企业发展,也加大了金融风险;在企业利润下降和债务高企的双重夹击下,企业债市场已经开始出现违约。
    龚刚教授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不容忽视,是未来中国宏观稳定政策面临的新挑战。中国的债务问题主要来自地方政府以及非金融企业。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增长的重要的原因在于贷款利率太高。新常态意味着中国将进入中高速增长,因此,如果不对商业银行进行体制改革(引入竞争、消除垄断以使利率下降),中国的债务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面对债务危机时,常规的宏观稳定政策往往难以熨平经济的下行波动,惩罚性救助是政府应对债务危机的根本之道。
    杨瑞龙教授认为,过去之所以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左右摇摆,原因在于结构仅仅反映了表象,背后反映的是利益结构,这种利益结构与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有关。在实际中我们导向保速度,因为速度一旦下行,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因此,对速度有很强的依赖,当速度与结构产生矛盾时,短期内往往导向速度。
    2.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经济创新发展
    中国经济要走出目前的困境,田国强教授认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进行提高市场效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振民间信心,平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刺激需求;建立有效市场并让政府在维护和服务方面发挥好的作用,提供各种所有制公平自由竞争的环境,让民营经济大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同时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否则会造成各种问题和危机,其关键是政府的定位必须恰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正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灵活运用“明道、树势(顺势)、优术、抓时(择时)”四位一体的方法论;对于改革方案的制定方式也需要重新设计,以确保独立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要解决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沈坤荣教授认为,必须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方向有如下四点。第一,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具体可以通过完善退出机制、出清僵尸企业、深化国企改革、盘活国企存量资产、引导产业结构向中高端发展来实现。第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具体措施有:通过结构性减税降低企业负担;确立有效的政府干预边界,放松政府管制,降低交易成本;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第三,化解房地产库存,具体措施包括: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释放购房需求;增加公共品供给,提高居民购买力。第四,防范金融风险,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和法制化,降低金融杠杆。同时,加快信用体系建设,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
    3.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有效供给
    杨瑞龙教授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是要通过供给侧要素(资本、劳动、效率)的改革,提高增长质量。从微观角度,通过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消灭僵尸企业来降成本,进而实现目标。从宏观角度,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行主要因素是结构性因素,而结构性因素是源于传统增长要素发生了变异,人口红利减弱,通过结构性改革让传统增长要素继续发挥作用,进而培育新的增长要素。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点在改革,这是调结构的根本出路。同时在改革过程中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既要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更要发挥非公有制企业、民营企业在市场中的作用。
    沈坤荣教授也指出,在当前外需下降难以扭转的情况下,培育新一轮经济增长动力的钥匙就是增加有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的关键在于推进结构性改革。通过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同时推进结构性改革还要和需求管理有效对接,以拓展国内和国际发展新空间。从外部看,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形成全新的对外开放格局,为经济转型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从内部看,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以及人力资本水平、转变经济结构、改善投资效率,从“中国制造”向“为中国而造”转变,实现中国经济由总量追赶型向质量和效益追赶型转变,提升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
    三、新常态下中国宏观政策选择与防范外部冲击
    2016年下半年经济仍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进一步回落。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坚持稳中有进的总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同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握好稳增长、调结构的关系,同时注重防范外部冲击。
    1.二次转型与劳动力市场应对
    赖德胜教授认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转型,劳动力市场做了比较好的调整,支撑了转型。二次转型对劳动力市场来说意味着三个问题: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二次转型必须有足够多的高质量劳动资本;三是创新驱动,提高增长质量。他认为,灵活、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对于经济转型非常重要。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就业安全性和收入安全性问题。劳动力市场应该是城乡一体化的,而目前尽管城乡之间分割开始减少,但是城市内部却拷贝了以前的城乡分割,劳动力再生产空间是分割的。为此,要努力保证在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能够享受城市均等的公共服务。要实现转型,劳动力市场必须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因此,要进一步扩大教育规模,同时要优化结构。对于创新,一定要使已经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更好的配置,鼓励大学生去民营部门、私营部门求职,人力资本配置对创新的影响非常重要,应该引起更多的重视。总之,他认为,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应该比第一次更加深刻、更加复杂,劳动力市场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作出相应调整,为第二次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李建伟研究员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合中国经济二次转型,他认为,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来说,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必须努力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差距越小越有利于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整个社会才能达到收益最大化。从需求角度来说,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投资率进入周期性下降阶段,消费率进入周期性上升阶段,未来基础需求将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想扩大基础需求,必须扩大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的最有效措施就是降低收入差距,通过提升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来促进消费。针对如何缩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他提出,要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化、公平就业和劳动力自由流动、金融服务均等化,抑制资本要素过度集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消除社会保障逆向转移支付问题。
    蔡志洲教授根据国民资金流量表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的变化。他认为,从结构上看,初次收入分配基本决定了我国宏观收入的格局。2008年以后,居民部门收入有明显改善,但高储蓄倾向影响了居民消费和投资的增长。近些年来,非金融企业部门通过高杠杆高投资实现发展,但在劳动成本和融资成本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已经开始面临一系列问题,尤其是金融风险值得关注。政府要通过税收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整,改变经济增长拉动方式,在进一步改善居民生活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增长。
    3.防范外部冲击,避免经济较大波动
    陈昆亭教授认为,金融与房地产因素成为影响经济波动的愈加重要的因素。他认为,商品(或住房)相对需求倾向增加,推动均衡劳动参与率提升;资本充足率越低,劳动参与率越高,但超过约束风险性极大;杠杆率越高,均衡劳动参与率越低;资本产出弹性越高,均衡劳动参与率越高;实际长期储蓄利率水平越高,均衡的劳动参与率越高。在非完全竞争土地市场的经济中,执行土地出让金等比例与房地产产值的政策难以获得等价于完全竞争均衡的稳态均衡解。“土地财政”倾向的政策持续长期的执行结果有推高房价的内在机理。
    陈乐一教授回顾了改革后历次物价波动的情况,分析了外部冲击对物价波动的影响。他认为,改革开放以前的物价波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53—1965年这一阶段经历了剧烈的上升和下降,1966—1976年的第二阶段,物价水平变动极小。改革开放以来的物价波动分为八个阶段:1978—1983年以调为主的探索性价格改革,这一阶段由于国家进行了价格体系调整,改变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经历了又一次较大的波动;1984—1986年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阶段,将以国家定价为主的僵化价格体制转变为比较灵活的多种定价机制并存的价格体制;1987—1990年由于物价波动,居民产生通货膨胀预期,对推动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很大作用;1991—1999年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波幅最大的一次物价周期;2000—2002年的第五阶段,2003—2006年的第六阶段,2007—2009年第七阶段,2010年至今的第八阶段。后四个阶段受政策频繁变动的影响较大,其中心理预期加剧了2007—2009年这一阶段的物价波动。陈乐一认为,外部冲击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粮食危机助推食品价格显著领涨CPI,物价波动中不可避免地夹杂资产价格波动因素。
    4.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三农”问题是影响中国经济二次转型的重要问题之一。“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核心是流转问题。如果不解决土地的流转问题,中国就不可能进入现代化农业阶段,也不可能为城镇化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的二次转型提供动力。甘梨教授介绍了其课题组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调研结果,通过对大量调研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32.7%的农村家庭参与流转,27%的耕地参与流转;农村耕地流转租金平均价格为农地年纯收入的12.4%,租金定价水平偏低;村委会的作用显著,村委会介入有助于土地流转交易的规范化;农地流转变化较大,超过40%的流转家庭退出土地流转;单身男性多、有党员及契约精神的家庭退出土地流转市场的概率更小;有在读大学生及家庭年收入高的家庭退出土地流转的概率更高;缺乏契约精神的农村家庭在土地流转交易中发生纠纷的比例明显较高;最穷25%的家庭转出的比例远远超过转入的比例;非劳动力比例高的家庭转出土地;受教育年限高的家庭土地流转比例较高;优质土地容易转出。该调查数据极大地丰富了现有农村流转数据库,对于了解和把握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制定合理政策,规范土地流转,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张曙光研究员探讨了“路权平等与城市秩序”问题。他以电动自行车为例,认为电动自行车经过草根式的发展,目前在我国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已成为城市务工人员、留守人员、城乡快递物流、接送小孩上学入托、刚毕业的学生、个体创业者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与公共交通、私家车相比,电动自行车在成本、占道、污染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优势。但现行的城市管理对电动自行车大都采取限行和查扣的政策。政府倾向于发展汽车、限制电动自行车,主要是考虑GDP和财政收入,以及城市现代化;同时,电动自行车大都是中小企业,政府更偏向于大企业。他建议取消限行查扣电动自行车,这种管理方法赋予了管理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力。
    四、中国经济二次转型的国际环境与外贸转型升级
    IMF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2%,并指出全球经济面临“广泛的停滞风险”。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全球仍然缺少有效需求,潜在增长依然乏力,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错综复杂。与此同时,随着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外贸转型升级迎来了新的机遇。
    1.国际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可能熄火
    张燕生研究员认为,如果中国的问题出在供给端,那么主要应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二是结构转换;三是制度改革与变迁。中国经济主要问题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因此,改革是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重要途径。国际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可能熄火,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去全球化”、欧美的“内向化倾向”、贸易摩擦、缺少有效的全球治理、缺少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这种外需不振背景下,中国需要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推动“一带一路”和自贸区战略,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包括实现内外需平衡、进出口平衡、FDI和OFDI平衡、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同时要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高水平的开放实质是高标准改革,目的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国际资本流动格局正发生着变化。2015年,流向发达国家的资本在增加,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在减少。这种全球资本流动的拐点性变化,带来了全球汇率、利率、价格的剧烈波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积极推进双向投资协定(BIT)谈判,扩大服务业开放,推动双向投资和投资便利化。世界新科技革命给中国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从供给侧来说,中国产业正在从代工走向自主生产,从低端结构转向高端结构,从简单模仿转向创造性模仿和创新的结构性变化。从需求端看,中国中产阶级、新型城镇化、老龄化社会,都将推动消费和需求结构变化。同时,他还提醒,全球过剩产能加大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2.跨境电商:外贸转型升级的新机遇
    裴长洪研究员认为,商业模式对于对外贸易和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1999年阿里巴巴实现用互联网连接中国供应商与海外买家后,中国对外出口贸易就实现了互联网化。在此之后,经历了从信息服务,到在线交易、全产业链服务的跨境电商产业转型。跨境电商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进入上升通道,预计2016年该比重将达20%。伴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快速增长,与之配套的为中小企业提供通关、结汇、退税等服务也得到快速发展,传统商业形态在新技术和网络作用下产生了新的运行模式。互联网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形成新的平台经济,平台经济将是继跨国公司之后又一个新经济现象,大平台将带来大市场。平台经济孕育全新业态,同时也要求交易规则的创新和环境的改善。这意味着我们将要进入下一个十年的国际贸易时代,进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曙光已经出现,它标志着全球普惠贸易时代的到来,这种普惠贸易体系会成为一个新课题。因此,发展跨境电商意义重大,它不仅会改变传统贸易,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还能使大数据应用成为可能。同时,其他为贸易服务的各种环节都将发生改变,包括商品检验检疫、通关、融资服务、结算支付等等,有助于补上我国流通能力的短板,有助于使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迈上新的台阶,有助于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并掌握国际贸易话语权。
    3.新经济形式促进政府统计改革
    跨境电商等新经济形式给政府统计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许宪春研究员认为,新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推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新产品、新兴服务行业、网上零售额快速成长,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给政府统计带来了严峻挑战。首先是基本概念的挑战。到目前为止,与新经济相关的新名词,如知识经济、数字化经济、分享经济等相继出现,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通用的、统一的基本概念。其次是统计调查方法面临着挑战,传统的生产统计以法人单位和个人经营为主要调查对象,但分享经济的参与者往往是个人,传统的调查方法很难统计到完整的生产数据。最后,数字化经济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产生了大量的非货币交易,对GDP核算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尽管如此,国际上对新经济统计进行积极的研究和探索,有些国家开始系统研究新经济对国民经济核算主要指标的影响。我国为了全面、准确、及时反映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发展情况,开始制定“三新”经济专项统计制度,研究制定“三新”经济增长值测算方法、建立健全与新经济相关的统计分类标准、研究建立新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以逐步深化对新经济的认识,应对新经济带来的挑战。
    五、城市生活质量:预期稳定,压力犹存
    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2016年继续对35个城市生活质量进行跟踪调查,通过测算得出城市生活质量的主观满意度指数和客观社会经济数据指数。主观满意度指数是通过对35个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主观感受进行随机电话调查得到。本次调查仍然采用随机尾号调查方法,保证样本空间分布的合理性和随机性,产生有效随机样本14193个。整体主观满意度指数的标准误差为0179。在房价预期调查和居民最关注因素调查的基础上,今年新增了对就业预期的调查。这对于了解新形势下房价、就业及其他因素对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张连城教授发布了2016年生活质量指数。
    1.预期稳定,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微升
调查显示,2016年,全国35个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平均值为55.82,比2015年略有提高,处于满意区间。35个城市的主观满意度指数全部超过了满意和不满意的临界点50分。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的5个分指数平均值分别为:生活水平(60.44)、生活成本(39.74)、人力资本(62.20)、社会保障(60.66)、生活感受(56.05),与2015年相比,五个细分指数均有所提高。但其中的生活成本满意度分指数仍处于不满意区间。此外,生活感受分指数中的生活节奏细分指数,35个城市的平均值为44.07,仍处于不满意区间。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排名前10位的城市先后依次是:宁波、杭州、昆明、南宁、重庆、成都、大连、济南、西宁、呼和浩特。排名后10位的城市先后依次是:贵阳、南京、郑州、福州、上海、深圳、长春、西安、兰州、厦门。从动态的角度看,2012—2016年,35个城市的主观满意度指数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
    2.压力犹存,客观生活质量指数下降
    城市生活质量的客观指数即社会经济数据指数,是根据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35个城市的社会经济数据计算得出,从而保证了该指数的客观性和权威性。2016年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即社会经济数据指数显示,东部城市仍旧高于中西部城市,但部分城市存在主客观指数的反差。2016年35个城市客观社会经济数据指数平均值为5475,比2015年的5584有所降低。得分50分以上的城市有32个,比2015年多1个。从动态变化来看,受经济下行影响,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连续下降。5个客观分指数的平均值分别是:生活成本(58.74)、生活感受(57.54)、人力资本(56.98)、社会保障(50.43)、生活水平(50.07)。与2015年相比,生活水平、人力资本、社会保障客观分指数有所下降,生活成本、生活感受客观分指数有所上升。客观总指数排名前10位的城市先后依次是:北京、深圳、南京、广州、杭州、上海、昆明、武汉、西安、贵阳。排名后10位的城市先后依次是:合肥、哈尔滨、南昌、海口、兰州、南宁、福州、重庆、西宁、郑州。
    3.专项调查
    本年度进行了三项专项调查:就业前景调查;房价预期调查;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最重要因素调查。
    2016年新增的就业前景预期调查显示:35个城市对就业前景预期的均值为57.41,所有城市得分均超过了50,尽管分值不高,但仍处于对就业前景的基本乐观区间。得分最高的是太原市,得分最低的是西宁市。不同性别、不同学历、不同工作状态以及不同年龄段对就业前景的预期都有一定的差异。
房价预期的专项调查显示:35个城市预期房价指数平均值为40.16,比2015年的平均值43.86还要低。所有城市的分值都没有超过50分,即没有一个城市居民对未来一两年内的房价继续看涨。普遍看跌,表明居民预期未来一两年内房价将呈现下跌趋势。
    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最重要因素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给定的四个选项中,全部35个城市的居民均认为空气质量是影响生活质量的最大因素(46.33%),其次是物价(23.94%),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的分别是食品安全(20.87%)和交通状况(8.86%)。与2015年的调查结果有所不同,2016年城市居民对物价的关注超过了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由此表明滞胀可能是未来中国经济中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
    当前,中国经济仍旧处于转型与改革的攻坚阶段,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风险犹存。在客观生活质量指数与去年相比有所下降的情况下,主观满意度指数保持了基本稳定。但是,当前我们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过快的生活节奏、不确定的房地产价格以及令人堪忧的就业前景。在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中央以及地方各级政府要继续致力于推进民生体系建设,稳定经济增长,实现居民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7月3日,与会专家还参加了“宏观论坛”和“青年论坛”两个分会场的专题研讨会,对中国经济二次转型与防范外部冲击展开了进一步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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