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势头异常迅猛，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不仅在激发消费、拉动投资、创造就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在催生与聚合各类创新要素，为传统经济注入新动能，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与数字经济蓬勃成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字经济的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既无法系统性地解释数字经济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更不能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逻辑一贯的政策建议。为了促进互联网与数字经济领域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提升，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的倡议下，《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与经济学院、清华大学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和经济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研究院、京东研究院、腾讯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发起了“互联网与数字经济论坛”。首届互联网与数字经济论坛于2019年3月2日在中央财经大学召开。开幕式上，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瑶琪教授、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院长孙宝文教授、《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研究员分别致辞。王瑶琪教授指出应从经济学学理上认识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与内在逻辑，从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数字经济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助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孙宝文教授希望在互联网与数字经济论坛这个平台上，经济理论研究专家学者和实业界代表的深入探讨能够带来一场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的学术思想盛宴，中国经济学人在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能够为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做出贡献。刘霞辉研究员指出我国在互联网与领域的实践走在世界的前列，因而在这一领域的经济学研究也最具前景。刘霞辉研究员希望通过论坛发现数字经济领域一批功底扎实的理论研究工作者，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数字经济理论研究成果。主旨发言环节由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陈斌开教授主持，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战略研究院院长曾晨、中央财经大学刘航副研究员分别介绍了各自对于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的研究与思考。李稻葵教授分析了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我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国拥有的大量工程技术人才，为产业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我国政府对数字经济发展采取的包容态度营造了宽松的环境。曾晨院长分析了数字化带来的技术变革，技术变革催生了新的商业逻辑：从流量思维到单元思维，从品类经营到场景经营，从功能属性到体验属性。未来智能时代更强调精和准，智能供应让生产更精准，智能运营让流通更高效，智能营销让消费更便捷。刘航副研究员代表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和经济学院共同组建的研究团队，从技术革新、经济社会变迁与经济理论演进的视角介绍了数字经济基础理论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界定了数字经济的相关概念，归纳了数字经济的特征与亟需研究的问题，从微观决策与行为、市场均衡与产业组织、宏观测度与增长给出了数字经济基础理论框架的构建思路。在分论坛论文报告环节，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80余位学者分别进行了论文汇报和学术讨论。闭幕式由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刘航副研究员主持，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宇鹏教授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总结，《经济研究》编辑部谢谦博士介绍了论文修改与投稿方面的相关经验，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安同良教授代表下一届论坛主办方邀请与会学者明年来南京参会，继续推进互联网与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研究。
一、 数字经济的测算、增长与发展
针对数字经济的研究需要量化测度数字经济的总量规模以及各组成部分。蔡跃洲和牛新星基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划分方式，结合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渗透性、替代性、协同性特征，从理论上确定数字经济的内涵范围，并综合国民经济核算、增长核算和计量分析等定量工具构建数字经济增加值测算方法框架，对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进行测算。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提质增效、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与新途径，但背后的作用机制为何？谢康、廖雪华和肖静华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信息化与工业化对于增长效率与公平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两化”融合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同时，“两化”融合对经济增长公平的影响存在直接与间接、正向与反向作用的叠加效应。周密和朱俊丰基于新熊彼特多部门增长模型论证互联网能够通过加速生产与消费的精准对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并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这一机制加以检验。徐翔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数字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这类新的生产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从供给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在于提高数据资本投入水平和信息化水平，数据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则取决于其对于一般生产技术和数据处理技术的影响强度。数字经济同样可以在缩减区域差距与城乡差距方面发挥作用。V. Couture、B. Faber、谷一桢和刘立之通过分析我国政府实施的“电商下乡”政策所产生的随机控制实验（RCT）数据，指出我国城乡间电子商务的整合能够促进乡村的经济发展。安同良和杨晨通过构建一个融入房地产部门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分析互联网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引力机制”：互联网通过放大以房价为代表的拥挤成本的分散力，能够重新塑造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房超和马述忠通过构建一个市场分割环境下异质性企业模型，指出我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地方保护主义导致企业放弃线下销售，转而更多地选择线上销售。
二、 大数据与信息技术
技术革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大数据与信息技术。市场上不同的参与者可以利用这一技术实现各自不同的目的。[JP2]首先，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针对消费者的差别化定价，并可能影响整个行业的竞争程度。李三希和武玙璠通过一个垂直差异化的双寡头模型研究隐私保护政策对厂商均衡定价的影响，在理论上讨论了隐私保护对社会总福利、消费者以及生产者福利的影响，发现对消费者的隐私保护并非越强越好，而禁止价格歧视则会带来产品的无效分配。曹光宇、刘畅和周黎安基于芝麻信用分达到650分即可免押金这一消费场景，利用断点回归发现，免押骑行政策导致用户在支付宝端口使用共享单车的比例提高了约124个百分点，而其主要竞争对手平台的市场势力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其次，政府可以利用大数据与信息技术对监管措施加以改进。孙鲲鹏、王丹和肖星的研究聚焦于2013年开始实施的“转发500条可判刑”这一互联网虚假信息监管举措，发现该政策出台后，公司股吧交流越活跃，则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行为越少，这意味着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环境的监管有助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发挥公司治理作用。最后，大数据技术还可用于预测宏观经济的未来走势。吴力波、徐少丹、张恒国和马戎通过挖掘基于新闻文本大数据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特征构建了连续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发现加入这一指数能够提高短期经济变量预测的准确性。刘涛雄、汤珂和姜婷凤构建了一个基于在线大数据的通货膨胀现时预测基本框架，通过引入新的大数据宏观实时变量和大数据预测方法，发现加入不同频率的大数据实时宏观指标iCPI均能有效降低通胀预测误差，其表现显著优于相同频率的传统经济指标。
三、 互联网平台经济学
互联网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典型代表在近年来的发展势头异常迅猛，其背后的产品质量问题以及随之产生的监管问题则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王勇、刘航和冯骅通过构建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从平台私人监管与政府公共监管的视角，分析了在电子商务平台市场中对卖家行为监管的三种不同情形。研究发现：如果电商平台规模较大，那么平台单独监管时的商品质量与质检力度将高于政府直接监管的情形；[JP2]如果电商平台承担的连带责任较大，政府与平台共同监管时的商品质量将高于单独监管时的质量；政府与平台的监管激励并非简单的互补或替代，两者间的关系取决于惩罚强度、平台规模、连带责任等变量。张钰恒和余建宇基于双边市场模型分析网约车平台的服务质量问题。其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平台经济所具有的网络效应能够显著提升网约车司机的服务质量；提高网约车市场准入门槛的监管措施则可能削弱网约车司机提升服务质量的激励。对于互联网平台定价问题，蒲方清和马述忠构建了一个电子商务平台的位置拍卖模型，分析搜寻成本与卖家数量对于产品价格、拍卖位置竞价与卖家利润的影响。对于同质卖家的情形，搜寻成本的上升会导致产品价格、位置竞价与卖家利润的提升；卖家数量的增多同样会导致位置竞价升高，但卖家利润则会随之下降；对于异质卖家的情形，（边际）成本较低卖家的商品定价较低，位置竞价则较高；口碑较好卖家的商品定价和位置竞价均较高。吕芸、彭赓、刘颖和吕本富通过构建一个Hotelling两阶段博弈模型，研究了互联网平台对新老用户实施的差异化定价策略以及该策略对平台竞争的影响：在垄断市场结构下，平台对老用户的均衡定价仅与用户初始效用相关，对新用户的折扣力度随着平台算法质量以及用户直接网络外部性的提高而下降；在双寡头市场竞争结构下，平台对老用户的定价和对新用户的折扣力度均随着平台算法质量的提高而下降；平台采用反向差异化定价策略会获得更多的利润。侯晨雪利用阿里旅行（alitrip.com）的数据，通过构建一个随机系数模型（random coefficient model）分析了网络评价如何影响消费者的预期效用。研究表明，评价数量对于房间价格如何影响预期效用至关重要，较多的评价数量能够缓解价格升高对效用产生的负面影响。共享经济因其能够有效利用社会中各类闲散资源而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但是，共享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竞争将如何影响社会福利？许恒、张一林和吴岱蔚通过分析政府介入共享经济与传统经济非平衡竞争的最优方式与退出时间，发现在共享经济进入市场的初期，共享经济能够作为传统经济的有益补充与之适度竞争，从而有效提升消费者福利；然而，随着两类经济竞争逐渐加剧，拥有绝对技术优势的共享经济有可能快速获取市场支配地位，甚至淘汰传统经济，从而导致消费者福利的下降。
四、 数字经济中的创新与垄断
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与之相关的各类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创新速度非常快，这其中的代表性行业便是互联网金融与数字金融。黄乃静、史宇鹏和王伟佳分析了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对于股票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的放松会导致风险从互联网金融领域扩散到股票市场。谢绚丽和王诗卉利用2010—2016年116家银行的年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在数字金融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行动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银行对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的采纳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产品创新更多受到资源、治理结构等组织内部特征的影响，而管理创新的采纳则更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对于数字经济中互联网企业的创新活动，荆文君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大型互联网行业企业规模、市场结构与创新水平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考虑创新环境、创新程度、创新策略的异质性后，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成功路径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并且这些路径并不互斥，从而对“熊彼特假说”的争论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对于数字经济中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段巍和吴福象通过构建“蛛网型”价值链上复杂产品的生产函数，引入产品质量与信息化变量，分析价值链上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理论研究表明，当中间品间替代弹性较小时，中间品数量增加会提高研发水平；另外，企业信息化程度越高，价值链上的研发水平也越高，而且中间品投入弹性与创新支出存在非线性的关系。这些理论结果可通过2004—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加以验证。由于广泛存在着网络效应、规模经济、转换成本等因素，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往往会导致较高的市场集中度，由此带来的反垄断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白让让使用“案例比较”和“文献述评”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总结出欧美两地反垄断机构查处平台产业中主导运营商滥用市场势力的一般模式；从谷歌、微软、ITEL等公司反垄断案所引发的诸多争议中，提炼出平台、互联网等产业反垄断法立法和执法所面临着的“免费服务的市场定义、支配地位运营商的纵向圈定和平台中性规制方式可行性”等三个关键问题；通过进一步对比谷歌案件所涉及的欧美两地执法理念，指出平台产业反垄断执法的困境源于如何理解反垄断执法和产业创新的关系。
五、 数字贸易
近年来，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势头也随之减缓，我国进出口总额甚至在个别年份出现了负增长。然而，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数字贸易却逆势而上，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热点。张洪胜构建了包含跨境电商新型贸易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识别跨境电商行业的基础上利用2009—2014年中国海关交易数据，从理论和经验上分析了跨境电商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方向和作用机制。跨境电商可以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对中间品的进口带来价格降低效应和质量提升效应：当质量效应大于价格效应时，进口中间品的价格和质量均会升高。鞠雪楠、赵宣凯和孙宝文则以中国B2B跨境电商出口为例，探讨了互联网发展如何影响我国中小企业出口。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中小企业B2B跨境电商出口更倾向于互联网渗透率高、移动网络覆盖率高的国家；并且出口贸易与距离呈正相关关系，即我国中小企业B2B跨境电商更倾向于出口距离更远的国家。数字贸易同样会对企业的生产、财务和选址等决策产生影响。陆菁、傅诺和吴屹帆探讨了数字贸易新模式对不同行业就业结构的影响机理及效应。理论分析发现，数字贸易的就业结构效应是高技能偏向性、高效率偏向性及成本递减偏向型的，这一结果可以通过2011—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加以验证。欧阳日辉和霍达基于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技术分析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信息网络中的选址决策。结合企业在市场区域的选择特征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将中国制造业企业分为三种类群，分别倾向于选择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等市场区域，选择港澳台地区，以及选择集中于亚洲市场进行业务拓展。
六、 数字经济与民生
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无法忽视的影响。首先在数字经济对居民贫困的影响方面，周利和王聪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加入工具变量和双向固定效应的二元选择模型，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降低居民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并且对于社会资本越丰富、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健康的家庭，减贫效应越明显。该效应是通过促进收入增长、缩小收入差距的机制发挥作用，呈现出先恶化后改善的作用效果，并且具有显著的时滞性特征。王修华和赵亚雄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匹配数据探讨了类似的问题。实证结果表明：发展数字经济，特别是拓展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有利于缓解家庭贫困；促进经济增长和拓宽服务边界两大路径是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减贫的间接机制，降低交易成本和提供多元产品两大路径是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减贫的直接机制；数字金融对家庭减贫的影响在家庭收入层级、所在区域及户主工作性质等方面存在显著异质性。在互联网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面，邱磊菊、钟舜彬和孙宝文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为样本分析互联网对城市内部不同劳动者的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总体上提升了各行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但由于互联网技术具有技能偏向特性，互联网发展提高了技能溢价，从而扩大了我国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在互联网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方面，程名望、张家平和祝仲坤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居民的主观健康评价；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提升收入水平、增强健康观念、提升人力资本和拓展社会资本等途径提升了居民健康水平。在互联网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方面，郭冬梅、王韬和赵文哲利用2011—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与285个地级市的特征数据，研究了城市互联网的发展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市互联网发展显著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并且城市互联网发展的影响主要作用在农村劳动力，东部城市和一线城市互联网发展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相对较大；城市互联网发展催生的劳动力就业岗位，以及因其带来的生活与社会服务便利程度的提升是劳动力流动的两个重要动因。在数字经济中网络社交与互动方面，翁慧敏和李彬基于微信群中的实地实验，发现群内总体网络社交关系和现实社交关系均影响群总体助人水平；群内总体社交行为对于群总体助人决策影响极小；微信朋友网络社交关系能够显著提高个体做出助人行为的概率，但其对于助人决策的正效应仍低于现实社交关系；微信朋友中，个体间网络社交互动越频繁，个体发生助人行为的概率越高。
七、 总 结
本次论坛的入选论文基于我国在互联网与数字经济领域的具体实践经验，从“数字经济的测算、增长与发展”、“大数据与信息技术”、“互联网平台经济学”、“数字经济中的创新与垄断”、“数字贸易”以及“数字经济与民生”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集中体现了在这一新兴领域所应采取的“从新技术到新现象、再从新现象到新理论”的研究进路。在论坛闭幕式上，《经济研究》编辑部谢谦博士认为，通过这种广泛的论坛发起人制度、严谨的论坛工作章程和严格的论文筛选制度筛选出来的直接进入匿审程序的论坛优秀论文，已经成为《经济研究》的重要稿源，首届互联网与数字经济论坛的成功召开一定能够吸引更多高水平学者参与进来，从而持续产生出优秀的学术成果，推进互联网与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