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市场的崩溃引发了一场对经济学界的系统性批判。在过去的30年里，经济学家一直从事研究且信赖的经济模型基本上忽视了一些关键因素（比如决策规则的异质性、对预测结果和策略的修正性以及社会的变动性），而这些关键因素影响了金融产品的绩效和其他市场的供应情况。与此同时，主流经济学家的工作排挤了对当前金融危机主要成因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对这种系统性危机早期指标以及防范其发展到世界性危机潜在方法的科学探索。实际上，通过查找宏观经济和金融学术文献可以发现，系统性危机（即导致全球经济崩溃的危机）爆发的概率似乎更像一个脱离于我们的经济模型之外的未知的、非现实的事件。大多数经济模型并不能对此种危机做出解释，也不能提出解决这种危机的有效策略。

在标准模型背后隐含的观点是，市场和经济是趋于内在稳定性的，两者偏离这种稳定和均衡只是暂时的。因此，我们高估了市场纠正失衡的能力或者至少是低估了这种纠正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对于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大多数经济研究者都没有对决策者提出警告，同时也忽略了这些工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演变，经济学家们除了放弃自己的模型及其对市场的信任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他们“仅能”提供常识性的经济意见，建议采取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方法。

关于这种失灵的一种解释是回到专业的方法论根源上。那些声称最关注稀缺资源配置问题的经济学者的流行世界观，可能都具有短视性和误导性。它减弱了经济学家在个人既定选择问题上的最优决定研究，这种研究的危险在于它偏离了经济体系的动态轨迹（有时是不稳定的）。如果缺乏对动态经济（尤其是金融）过程的充分认识，人们就很有可能将影响经济制度（特别是决策）的重要因素遗漏掉。对标准和传统经济模型的使用往往导致研究者忽视系统的稳定性问题，而对关键角色协调性的忽视可能导致系统性故障的出现。

经济研究者已经被吸引进一个次优的均衡中，他们的研究工作已不再是直接满足社会最迫切的需求。与我们社会最相关的经济问题往往得不到解决。因此，经济学界应承担当前危机的部分责任。我们没能为良好的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尽可能多的观点和知识（这里尤其强调金融市场）。

那些研究出理论模型进而应用于实践的金融经济学家们，都很清楚其模型具有严格、高度脱离现实的假设或限制条件，而这些假设或限制条件又不得不设定以确保模型的稳定性。Colanderetal（2009）认为，金融经济学家们没有提醒公众经济模型具有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其中存在很多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是金融研究者们缺乏对其模型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的了解，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合理的解释。反过来说即使果真如此，那么对于那些顶尖聪明的金融经济学家而言，他们也应当清楚其模型的局限性所在。另一种解释是经济学家们认为向公众提醒这些模型的脆弱性并不是他们的工作所在。然而我们认为，“经济学家以及其他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有向公众传达经济模型的局限性以及其研究存在被潜在误用可能的道德义务”。

根据经济学家的观点，最近几十年是属于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时代，几乎没有其他社会科学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然而结果是复杂的。到目前为止金融市场是最重要的，但是供给恰恰是证明放松管制或私有化并没有为市民带来所承诺好处的一个实例。因此我们需要新型管制，但这并不一定必然意味着更多更好的管制。在这方面可能会提到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金融危机最不良的后果之一是，那些应该对类似瑞士瑞银等大银行的失利负责的人却并没有承担全部责任。政府干预的结果使得本应该对损失至少承担部分责任的人都免遭损失了。同时，它也产生了错误的激励：它诱使私人决策者接受过大的风险。现在（至少）有两套方案可以用来讨论解决这些问题。一种方案就是将这些银行分解成更小的单位，以使银行的破产不会对各自国家产生重大的问题，就像现在的小型私人和公共银行的情况一样；另一种方案就是找到这些银行的破产规则以维护客户的利益，进而维护金融系统的信誉，但这会使得股东损失掉所有的钱财和高层管理者失业。金融经济学家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制定出相关规则来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第二，当前危机和八年前的新经济危机一样，许多退休者失去了部分有些甚至是其全部的资本退休金。以资本为基础的养老金一直都是由经济学家们来推动的，因为它不仅具有较高的回报而且相对于即付养老金而言又是更安全的，而后者是与政治风险联系在一起的。

更全面地讲，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政府在社会中的正确定位问题。传统公共财政关注市场失灵而忽视政府失灵。反过来，公共选择理论则强调政府失灵而（至少经常）忽视市场失灵。一种理性的方法将既考虑市场失灵又考虑政府失灵，相比较许多公共选择学者认为恰当合理的要求，它可能会分配给政府仍然有限的但更具深远意义的作用功能。然而，无论经济学家如何认为，政府在民主、政治决策中的定位将会分别由公众或者其代表来履行，而在那些名誉已经相当受损的经济学家看来，他们将不得不努力工作以进一步相信政府的角色应该会被保持在有限的范围内。

最后，至少对许多欧洲国家来说，在金融部门和其他生产产品的经济部门之间寻找新的平衡成为一种必需。

纵然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但是我们也不应该遗忘一些基本的经济教训。首先，除了必须克服当前危机之外，我们应该考虑到政策的长期后果。充满危机的时代以及巨大的公共“投资”计划，都成为寻租和游说的理想环境。

其次，历史告诉我们严重的经济危机会诱使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一个国家越小，它受这些措施伤害程度就将会越大。

因此，即使传统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如何在当前危机中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和措施，这也并不是否认经济学家没有在理论中满足普通公众以及我们自身期望的事实，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否则恢复经济学的公共声誉将是不可能的事情。另一方面，至少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的新发展表明，经济方法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完全可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新的经济学，但我们必须将可用的（和扩大集合的）工具应用于我们的科学，以便得到有助于解决当前问题的合理答案。

 

作者：弗里德里希•施耐德，奥地利约翰开普勒林茨大学经济系；格布哈特•科什盖斯奈尔，瑞士圣加仑大学经济系

摘自《南大商学评论》：经济学版（南京）,2010.第16辑

原文约13300字

原题《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对经济模型的评判与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