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扩散-回波效应最初是由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之后几十年学术界对这一对概念进行了多角度探索,从经济学领域到非经济学视角,从定性研究到定量分析,从实践经验总结到理论模型构建,使之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概述了缪尔达尔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和扩散-回波效应的基本观点,探讨了这一理论研究的传承脉络、最新进展和模型化趋向,提出缪尔达尔转折点和空间成本这两个基本概念。
关键词:循环累积因果 扩散效应 回波效应 缪尔达尔
缪尔达尔(Myrdal,1957)认为,市场力量自发作用的结果是趋向于导致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某一区域一旦拥有初始的先发优势条件,其自身会不断强化,形成一种动态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cir-cular cumulative causation),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沿着最初路径持续下去。为了解释这一过程,缪尔达尔提出了回波效应(back wash effects)和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s)两个分析工具,认为市场力量自发作用的结果是回波效应占主体,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为了实现平衡发展目标,缪尔达尔提出了政府干预的思想,认为通过政府干预,可以缓和区域发展的两极分化。相似地,赫希曼(Hirschman,1958)提出了极化效应(polarization effects)与涓滴效应(trickling-down effects)这一对概念,认为区域间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来自极化效应,但这一过程中也存在将增长向外围区域扩散的涓滴效应。缪尔达尔与赫希曼都强调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他们所提出的两个具有对立统一性的分析工具也基本相似,回波效应即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即涓滴效应,后来的研究者往往将缪尔达尔的扩散-回波效应与赫希曼的涓滴-极化效应同等看待。但他们的一些基本观点并不尽相同。比如,缪尔达尔认定回波效应大于扩散效应而出现循环累积因果,赫希曼则更为强调极化效应转向扩散效应的必然性。
一、循环累积因果中的扩散-回波效应
缪尔达尔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强调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地理上的二元结构,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在社会空间领域中的作用。与新古典经济学只讨论经济因素有所不同,缪尔达尔将经济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体,具有自我改善、不断提高发展水平的能力(Panico&Rizza,2009)。缪尔达尔认为,在正常情况下,社会系统本身不存在所谓的自动稳定机制,因此不适用稳定均衡的概念。由于市场不完善,价格机制受到干扰,偏离均衡后不能被相反的力量所纠正。也就是说,一种变化不能招致抵消性力量,而是引起支持性变化,使社会系统朝着最初变化方向更深入运动,形成一种要么持续增长、要么持续衰退的循环累积过程(Stoughetal,2011)。
缪尔达尔使用扩散-回波效应这两个工具来形象地描述了空间发展的循环累积因果变化。回波效应指某一地区经济扩张给另一地区带来的所有不利变化,包括人口迁移、资本流动、贸易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所有经济、非经济的不利影响。扩散效应是回波效应的反向作用,指经济中心向其他地区扩张的离心力。缪尔达尔认为,要素流动并不能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假设的那样,使地区之间的失衡状态重新恢复到均衡状态。要素流动存在回波效应与扩散效应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一般而言,在市场力量独自作用下,回波效应持续大于扩散效应,成为循环累积因果的主要推动力,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状况因此而加剧。
Streeten(1998)认为,缪尔达尔是一个快乐的悲观主义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缪尔达尔描述了中心地区的累积性发展及其给后发地区所带来的相对、甚至绝对的贫困,这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尤其严重,因为政府常常忽视对不平衡的纠正,导致扩散效应弱、回波效应强。Fujita(2007)认为缪尔达尔的理论具有明确的价值前提(valuepremises),认识到发达国家的良性循环和不发达国家的恶性循环,在全世界范围则存在一个滋生不平等的恶性循环。对于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与普雷维什的视角和结论不同,缪尔达尔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纯经济因素考虑,而是还考虑到其他与经济发展相关的非经济因素。也正因为如此,缪尔达尔对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论述更为客观、全面,符合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现实。
与库兹涅茨关于收入分配演变的研究结论类似,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呈现一种倒U型关系,即随着经济增长,区域发展差距呈现先发散后收敛趋势;尤其是实施追赶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其地区间联系、要素流动和公共政策等的相互作用都有助于促进集聚和增长中心的发展(Williamson,1965)。目前,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处于倒U形的上升阶段,也即在达到某一发展水平之前,经济发展过程会与越来越显著的空间发展不平衡相伴随,这正是缪尔达尔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所强调的。中国目前的区际关系和城乡关系很好地证实了这种不平衡发展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部与东部发展的不平衡日趋加剧,但近几年中西部地区发展快于东部地区,地区差距有缩小的迹象。在城市等级体系中,各类城市作为区域增长中心而同时产生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回波效应的强度超过扩散效应,从而使得城市化进程加快,但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通过梳理扩散-回波效应的研究进展,更好地认识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有助于理解和指导中国目前的空间或区域发展政策。
二、扩散-回波效应研究进展
(一)扩散-回波效应的关系
空间相互作用可以描述为扩散-回波效应,如果把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的总和看作是空间相互关系的总和,那么两者变化的相对力度会导致产生不同的空间发展模式。当然,中心地区与其外围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会反过来影响扩散-回波效应,但扩散-回波效应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决定对毗邻地区产生正向还是负向影响的关键因素(Damborsky,2007)。这些空间发展模式,无论是中心-外围的不平衡发展模式,还是城市-区域的平衡发展模式,抑或是更为理想的区域一体化模式,都是经济主体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对利润和福利最大化的反应,致使各种要素为追求最大回报而呈现出不同的区域定位与布局。就时间维度而言,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发生具有不对称性,分别在中心地区的形成初期和后期主导着外围地区。当中心地区在技术、结构和规模跨过某一门槛后,便不再依靠其他地区的资源,而是带动外围地区发展(Richardson,1976)。回波效应表现为城市增长从农村地区吸引劳动力等生产性资源,并导致农村资本向城市流动。当城市增长激发城乡通勤机会或农村商业渠道时,便会产生扩散效应。二战后,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因自然资源部门的重构所导致的回波效应的逐渐减弱,扩散效应变得越来越普遍(Olfert&Partridge,2010)。
就空间维度而言,扩散和回波效应显著表现于城市通道之中,即发生于大都市和非都市区之间、由主干公路相连的通勤范围内(Taaffe,1992)。根据Chapman et al(2003)的描述,扩散效应与回波效应的强弱随距离城市节点的远近而发生变化,经济走廊内的城市节点越多,便拥有更多的扩散效应。同样,Partridge et al(2007)认为,在每天可以通勤上下班距离内(daily commuting distance),增长可扩散至农村腹地;越是接近城市中心,扩散效应越是大于回波效应;在较远的地区,回波效应占主导。Par-tridge&Rickman(2008)发现城市的扩散效应可以减轻农村的贫困。距离都市区越远,贫困率越高,其原因是集聚经济收益随着距离增加而衰减,同时劳动供给弹性较小。在大都市附近地区,通过增加通勤就业机会而加强扩散效应是减贫的好办法;在偏远地区,本地就业增加会促进减贫,因为地处偏远而减少了就业竞争,会让更多本地居民受益。Ke(2010a)认为,在100公里以内,中国西部中心城市之间相互存在轻微的扩散效应,但对附近农村县域存在回波效应;相比之下,东部中心城市是在50公里范围内具有扩散效应,但50公里之外的情况正好相反。
就作用效力而言,中心城市的类型和规模对扩散-回波效应具有不同的影响。Feser&Isserman(2006)对美国各个县的城市或农村属性进行了分类,确定为城市县、城乡混合型县和农村县三种类型,其依据是城市和农村人口的相对规模、城市人口绝对规模、人口密度等指标。研究发现,城市对农村繁荣具有溢出作用,至少存在于就业增长方面,高度城市化县的增长对邻近农村县的就业增长具有积极的扩散效应,但是农村县从邻近城乡混合型县的就业增长中遭遇到消极的回波效应。但当就业减少时,情况会颠倒过来。Ke&Feser(2010)研究发现,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在就业增长方面对邻近类似级别城市或县级城市产生回波效应,但在非农产出和就业增长方面对农村县具有持续的扩散效应,县级城市对农村县具有回波效应。
Chen&Partridge(2011)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具有城市偏向,尤其是集中于沿海地区的大都市,其结果是扩大了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一般地,中国特大城市的市场发展与小城市和农村社区的增长成负相关,呈现回波效应;而中等城市具有正的扩散效应,这种扩散效应倾向于让比其更小的县级城市的中心受益,但代价是县内农村地区受到不利影响。
(二)回波效应在发展初期具有主导性
从长期视域看,在经济发展初期,之所以会出现空间发展不平衡的循环累积因果,是因为回波效应的强度显著超过扩散效应。城市开始增长时主要是回波效应,虽然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会在农村地区激发经济增长,但这里存在着滞后效应。在发展初期,扩散效应受到极大的限制,回波效应可能会不断增强,因为财政激励似乎更有可能吸引商业活动的集聚而非分散。Gaile(1980)认为,扩散-回波二分法的提法容易导致理解上的混乱,扩散效应的作用会被高估;实际情况是,扩散-回波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相同的一个过程,但扩散效应局限在一定地理范围内,既低于预期水平,也小于回波效应。Bar-kleyetal(1996)认为,回波效应的主导性超过扩散效应,中心地区的外溢仅局限于较小区域范围,似乎主要位于大都市边缘的农村地区。Hughes(2008)认为贸易因素在回波效应中起着重要作用,城市中心主导着与外围地区的贸易条件,提供了高阶服务,城市高盈利的服务业会取代周边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同类产业。
Hall&Ludwig(2009)分析了重新统一后的德国的情况。一个势不可挡的倾向是德国东部地区向西部移民,从而产生强大的回波效应,致使东部地区人口下降,这解释了东部地区人均收入增长的50%,使之形成一种趋同幻觉,一种“穷人的趋同”,这与Barro等人关于德国会产生地区间趋同的预言完全相反。资本也同样流向西部,西部的高收入使其贸易所得更为有利,这是另外两种回波效应。虽然也存在扩散效应,但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其能抵消回波效应。
Rodríguez-Pose(2011)总结了一些研究成果,发现很多证据证明了缪尔达尔等人的观点,回波效应与扩散效应相比具有压倒性优势。比如,在美欧、中国等地区,知识和创新的扩散具有空间局限性和迅速的距离衰退效应(distance-decay effects),假定扩散效应会最终超过回波效应的说法,至少是值得怀疑的。扩散效应即使发生,经常可能出现的情况也是跳跃式的,通过连接各地增长中心的全球化通道而进行。
Crescenzietal(2012)考察了中国和印度的创新扩散,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在经历一个逐渐增强的极化过程,集中于有限的几个城市区域,但其极化背后的因素却显著不同。在中国,创新的集中化是被集聚力量所驱使,与人口、产业专门化和基础设施状况有关;与其说是知识溢出,倒不如说是正在产生强烈的回波效应;尤其是在“北上广”等极端地区,不停地从周边省份吸纳知识和创新,没有任何扩散效应的征兆。在印度,情况正相反,其创新更多地依赖地方社会经济结构和科技投资,创新中心能够对其他地区产生正向的知识溢出。
Sohn(2012)考察了韩国的城市定位对城市增长的影响,有关政策是通过改善通向首尔的可达性来促进扩散效应。然而,如果只是简单地改善交通可达性,有可能会强化回波效应而不是扩散效应。为避免这种情况,应该强化地区性中心的经济实力,选择能够吸引人口和产生互补性的城市经济活动类型。但是,只要首尔仍然作为首位城市而产生影响,还将导致不平衡的空间发展。克服这一问题,需要将地区性中心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面向中小城市的增长极,并加强各自的功能互补性。
回波效应的方向是由落后地区指向发达地区,导致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与之相类似的分析还有很多。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作为内生性因素,认为地区之间发展趋异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积累状况的不同。路径依赖论认为某一地区的特定空间均衡模式取决于其历史,可能仅仅因为最初的偶然因素导致路径依赖而被强化锁定。Fujitaetal(1999)的新经济地理论认为,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因为存在向心力和离心力两方面因素,其中向心力主要是为了实现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节约,在某些地点会出现产业集聚的自我强化因素,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中心-外围(core-periphery,C-P)结构。Puga(1999)在中心-外围模型的基础上修改了工人是否自由流动的假设,研究了区域生产结构、收入水平的一体化与差异化;认为随着贸易成本下降,成本与需求联动会导致报酬递增而促进集聚,但集聚模式取决于工人在区域间的流动性。Baldwin et al(2003)认为,中心-外围模型的精粹在于:基于集聚联系的自我强化。其中,市场规模是一个核心因素,而实际上,市场规模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难题,市场规模大小取决于集聚厂商的多少,而厂商集聚又依赖于市场规模。Fingleton&Lopez-Bazo(2006)强调了外部性在中心-外围关系中的作用,认为外部性或地区间相互关系可能是空间依赖的主要源泉,但大多数研究文献只是将外部性作为一个暂时的考虑因素,有些只是探讨了市场间相互依赖的金融外部性,而将技术外部性给忽略掉了。
(三)扩散效应在发展中后期逐渐增强
扩散与回波效应是同时发生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空间经济联系不断得到加强,两者的总量都在增加。但在经济发展初期,扩散效应相对较小,增速不大;直到区域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后,扩散效应的增速才会加快,相对份额不断上升。其原因既有市场本身的客观力量,也有社会与政府的人为主观因素。
缪尔达尔认为,扩散效应会在发展后期增强。就国家而言,富国的扩散效应很强,倾向于扩大地区差距的市场力量往往被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所抵消,但在穷国正好相反(Reynolds,1974)。当然,富国出现空间平衡发展具有多方面原因,如Puga(1998)认为欧洲大多是平衡发展模式,最不发达国家多半则是首位城市模式,其原因是城市化的发生时期不同;欧洲城市化发生在19世纪,与目前的欠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环境不同,当时的空间联系成本高、规模经济弱。就国际而言,也存在扩散效应,富国的经济增长会对穷国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Dholakia(2010)认为,静态框架下的经济蛋糕既定,回波或极化效应将比扩散效应更强;动态条件下,全球化通过减少贸易障碍和促进要素流动来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能够增加扩散效应;因此,推动国内经济政策的快速自由化,确保较为全面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是落后国家促进经济增长最为有效的一种选择。扩散效应的方向是由发达地区指向落后地区,其可能存在的途径很多,最基本的是贸易与投资,可以促进地区之间发展的趋同,当然这同时也是双刃剑,能够带来相反的效果。就业会带来一系列扩散效应,但需要一个紧密的城乡劳动力市场。Ironside&Williams(1980)发现打短工是一种重要的扩散机制,可以把在增长中心所获收入传输至周边所居住的社区,并通过消费支出激发这些周边居住地零售业和服务业的经济活力。Schmitt et al(2006)认为空间发展模式会影响到农村就业输出、农村服务就业和人口变化之间的互动,在法国,城市的扩散效应更有可能超过回波效应,城市中心逐渐衰退、外围不断扩张。Partridgeetal(2010)认为农村居民在城市的通勤上下班是最常见的一种城乡一体化形式,也是农村接受扩散效应的一种方式,空间距离的远近、城市社区规模的大小都会影响到通勤就业机会。除了物流、人流和资金流之外,技术流、信息流也是重要的扩散效应通道,并且其作用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会越来越重要。
适当的城市化模式是增强扩散效应的保障。至于哪种规模的城市会产生较多的扩散效应,目前尚无共识。Gaile(1992)认为小城镇建设是发展中国家改善城乡关系、激发农业市场化活力、促进非农就业的常用方式,可以增加正向的扩散效应,减少不利的回波效应。也有人认为中等规模的城市具有最强烈的扩散效应,Wang(2001)认为,具有强大增长核心的地区,其周边腹地相对滞后,即“核心增长-腹地停滞”;所以,保持核心适度增长的地区,才能与腹地增长相匹配,即“通过增长而扩散”。也有人赞同大城市,认为大城市的发展类型更多样化,往往是新产品和新企业的孵化器,企业在大城市发展成熟后对集聚收益与成本进行比较,其中有些企业会迁址到更专业化的中小城市,从而增加扩散效应。
如果市场机制完善,那么要素的高流动性便会消除空间距离给扩散效应所带来的阻碍。Blair&Carroll(2007)认为扩散效应通过典型的新古典趋利机制而加以实现,即资源流向高回报地区;在现有高流动性条件下,其距离远近都同样便捷,这一点与缪尔达尔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但是,市场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区域之间的发展由非均衡向均衡的实现仅靠市场自发机制不能自动达到,必须将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相结合,才能增加扩散效应。一般情况下,任何地区都由中心区与外围区组成,由于中心化的力量强有力地根植于经济和社会结构,这两类地区不会出现主动融合,只有改变陈旧的结构才可以扭转中心化力量(Weaver,1969)。Hall&Lud-wig(2010)认为,在缪尔达尔的开放系统中,要加快发展,需要政府干预,面临发展挑战的地区,必须重视与其临近的、具有较高人均产出的成功地区的关系,通过利用扩散效应来促进发展。
当然,也有一些扩散效应会自发实现,如城市地租是一种离心力,单中心城市通勤成本上升、犯罪率增加、污染加重和社会冲突加剧等造成城市集聚的外部不经济会限制其规模扩张。从这一角度看,为了防止市场自发作用导致某些地区的集聚程度过高,在某些地区,可以制定较高的厂商注册成本(set-upcosts)来降低集聚度(Behrens&Thisse,2006),增加扩散效应。
(四)扩散效应的最终结果是一体化
探讨中心-外围关系,除了将中心城市作为决定性主导因素外,边缘城市(edgecity)理论开始转变视角,聚焦于中心城市周边附属城市或新的亚增长中心的作用,这至少表明,在某一个区域内或者区域之间,空间发展的平衡性在增强。D.L.McKee&Y.A.McKee(2001)在增长极理论框架下研究了边缘城市,认为边缘城市对中心都市的影响取决于其相对规模和区位。Bontje&Burdack(2005)认为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区发展倾向于多中心化,新的城市中心是位于原都市区外围的边缘城市;同时还有一种趋势,是中心与外围的趋同,中心不断通过郊区一体化过程而形成城市-区域(city-region)结构。
城市-区域理论在中国已经开始得到重视,但由于竞争多于合作,地方政府间缺乏良好的规划机制,致使一些地区间合作意图难以真正实现(Luo&Shen,2008)。中国已经在国家层面实施了中西部倾斜开发政策,试图通过扩散效应来促进地区之间的发展平衡。但是,中西部省份都认识到分散所导致的高成本与低效率,所以通过有意识地实施“一小时增长区”政策来促进省域内部的城市集聚,在考虑到大城市拥挤、地区内部发展差距等前提下,“一小时增长区”政策具有可行性(Ke,2010b)。一般而言,从省级区域的整体角度看,一小时经济圈的规划具有明显的回波效应意图,通过分享空间溢出所带来的收益,可以形成具有强大集聚力量和生产力的城市-区域。这种城市-区域发展模式,对内充分发挥扩散效应,对外充分发挥回波效应。当经济实力做强之后,再充分利用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战略对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来说是一条促进其快速成长的捷径。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很难确认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关联,可能与研究对象所处距离、特殊国情等因素有关。Ying(2000)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考察了扩散效应,发现我国广东省的临近省区受其外溢效应有正有负,不能整体区别扩散与回波的具体情况。其中,与其毗邻的海南和广西同属沿海省份,因具有相似的沿海优惠政策和制度安排,享受到正向的涓滴(扩散)效应;但是,与其毗邻的湖南和江西,因属于内陆地区,享受不到沿海优惠政策,从而出现极化(回波)效应。同样,Fu(2004)研究了中国沿海省份FDI驱动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增长对内陆省份的影响,认为沿海地区的出口与FDI从内陆吸引了流动性和效率都相对较高的资源,但却只能给这些地区带来有限的增长联系,所以,沿海地区对内地没有溢出(扩散)作用,资源的重新配置反而恶化了内陆地区的落后性。Ahtonen(2003)考察了芬兰的情况,发现就业产出关系具有非直接的空间依赖性,芬兰的增长中心对其临近地区的就业与产出没有明显的扩散与回波效应。Chi(2010)考察了美国公路(highway)扩展对人口变动的影响,认为公路可以被视为人口流动的载体,能够导致郊区人口的变化;人口的净变化取决于扩散-回波效应的净效应,可能有增有减;当扩散效应很强时是正向的,当回波效应很强时是负向的。Deb-nath&Roy(2012)发现区域平衡发展是印度的国家政策目标之一,其主要思想是促进涓滴效应即溢出(扩散)效应,但涓滴效应总是与极化(回波)效应掺混在一起。
三、扩散-回波效应研究的计量化趋势
(一)扩散-回波效应研究计量化的开端
缪尔达尔运用扩散-回波效应两个工具从逻辑上进行推理,得出动态的循环累积因果所导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对新古典主义均衡学说进行了有力的否定。限于理论发展的阶段性和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因,缪尔达尔只是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并没有对扩散-回波效应进行更细致、更具体的阐述,没有建立可验证的数量模型,未对两个效应的大小程度进行测算,因此其理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引起了一些质疑和争论。很多研究者另辟蹊径,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1;Fujitaetal,1999)等人将空间经济关系数量化,构建了中心-外围(C-P)模型,吸引了较多的追随者,于是,一个新的学科———新经济地理学(NEG)迅速发展起来。继克鲁格曼之后,大量研究引入通勤成本、住房需求、劳动力流动性等各不相同的约束因子,进一步发展了C-P模型。在这些研究中,虽然可能没有提及扩散效应、回波效应、极化效应等术语,但其主要研究内容也不外乎就是要素流动的规模、方向及其成效,与扩散-回波效应所研究的内容高度一致。其差别在于,克鲁格曼C-P模型更强调经济因素,尤其是产业集聚的作用,扩散-回波效应的研究则强调要素流动的整体性成效,包括经济因素和人口、空间距离等非经济因素在内的所有社会、自然因素之间的循环累积因果。
对于扩散-回波效应的大小进行测量,首先必须界定其内涵。一般是考察与比较中心城市与其外围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主要因变量包括外围地区人口或就业数量及其密度、收入及其人均的变化情况,此外,还有经济结构、建成区面积、生活设施等。用于计量分析的约束因子比较广泛,一般有中心城市与外围农村之间的距离,中心与外围的收入和人口规模及其增长率,投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状况等。在发达国家,更多地使用人口和就业密度等指标,因为人口变动能很好地反映经济发展程度。但在中国的研究有所不同,必须充分考虑到户籍制度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所以较少将人口变化作为衡量地区发展的指标,而是使用人均GDP和就业增长等指标(Chen&Partridge,2011)。
顺应经济学研究的量化需要,一些赞同扩散-回波效应理论的学者尝试着对扩散-回波效应进行量化分析。Richardson(1976)以距离为指数,设置距离衰减系数(distance-decaycoefficient),构建负指数函数来描述扩散-回波效应。他认为,对扩散-回波效应建立模型并不容易,除非进行大幅度的简化以凸显某些关键因素,这样,一个标准的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的假设是,扩散-回波效应直接与中心地区的规模有关,并随着距离增加而递减。Krak-over(1983)认为,扩散和回波这一时空过程,至少存在一来一往两个距离模式,每个距离模式都占据一个时间段,但当时大多数实证研究只尝试使用一个距离模式研究扩散过程。Hughes&Holland(1994)通过建立中心-外围的投入产出模型来测算扩散-回波效应,发现美国华盛顿州的中心地区为外围地区提供了高阶的服务,外围地区提供了自然资源类商品,中心地区的产业对外围地区存在微弱的后向联系,扩散效应不强,回波效应显著。
(二)扩散-回波效应计量化研究渐成主流
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对扩散-回波效应这一对概念的研究,从理论上的逻辑分析转向模型化、计量化分析,主要得益于Carlino&Mills(1987)的开创性研究,中心内容是研究地区之间人口与就业密度差异的决定因素。消费者要实现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要实现利润最大化,所在地的定位不同,则其成本-收益会存在差别。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和家庭进入或迁移出某一个地区,导致利润和效用水平在地区之间实现均衡。此时,人口和就业均衡也得以产生,这种均衡不仅具有相互作用,还受到其他一些变量的影响,由此构建结构方程进行回归分析。
从人口的现有就业均衡关系出发,Boarnet(1994)发展了Carlino&Mills(1987)的方法,将居住与就业区纳入模型中,通过控制交通条件、劳动供给、土地利用、经济集聚等地方性变量,检验了扩散-回波效应;研究结论认为,人口自由流动时,中心地区人口和就业增长对非中心地区的扩散效应大于回波效应。
Henryetal(1999)利用扩展的Carlino-Mills模型和Boarnet模型,检验了城市规模与增长对附近农村地区的影响。人口与就业之间存在要么“人口随工作流动”、要么“工作随人口流动”的顺序关联,居住地和通勤区域都会被就业所影响。通过对美国、丹麦、法国等国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心地区的人口和就业增长对非中心地区具有显著的扩散和回波效应,在多数情况下扩散效应大于回波效应。尤其是在劳动力和人口较多地区,扩散效应更显著;反之,在劳动力和人口规模较小的农村地区和增长率较低的城市边缘,回波效应更显著。
同样,Schmittetal(2006)使用改进的Boarnet模型分析了城市增长的空间模式对农村输出性就业、服务性就业和人口变化的相互影响。其基本改进是承认增长率与农村劳动力和居住分区的相互作用,并将就业区分为服务业部门和出口部门。更进一步,Partridgeetal(2007)把农村人口变化看作与城市有关、随着距离城市的远近而出现一个消减,即UDD(urbandistancediscount)。也就是说,一个农村社区所面临的负面影响仅仅与距离城市中心地区的远近有关,而不论当前的城市增长状况如何。UDD越大,距离城市中心越远,中长期增长率随着距离增加而趋于下降。
(三)扩散-回波效应研究计量化的进一步深化
由于缺乏相关数据,一些研究只能简单地测算城市中心毗邻地区的扩散与回波效应。Ganning(2010)认为,以前研究扩散-回波效应的文献大多局限于单一地区的增长扩张,为了更清晰地考察城乡之间的联系模式及其促进和阻碍因素,他使用三种模型来测算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包括单一城市模型、以距离倒数为加权的多城市模型、以非都市区通勤流为加权的多城市模型。这些模型主要基于一种局部调整模型,选择使用人口增长作为因变量来考察扩散-回波效应,假定存在一个稳态的人口密度,具有普通家庭的福利水平,为当地社区经济状况(包括效用和生产率)和生活设施的函数。实证分析发现,非都市区的发展受到多个城市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最近的城市。
Ke(2010a)通过建立空间权重矩阵进行了大样本截面分析,矩阵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心城市与城市等级体系内所有城市的产出关系。其中,鉴于中心城市的主导性地位,只将中心城市的非农产出设定为空间滞后变量。然后,使用GIS系统建立城市等级体系之间的距离矩阵,据此来考察非农产出增长所形成的扩散-回波效应。
Chen&Partridge(2011)的研究借鉴了中心地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思想,引入了市场潜力模型来解释前后向联系,并从中探寻城市的溢出效应。为了克服这些理论不能解释移民原因的缺陷,引入了具有灵活性的空间均衡方法,让厂商和家庭在一般均衡框架下作用于产出。如果各地区的效用水平相等,则意味着不再出现任何移民动机,此时,所有能够影响利润和效用的因素都可以引入空间均衡。
四、结语与评论
缪尔达尔(1957)认为,从边际分析的视角看,回波与扩散效应将能达成短暂的平衡,届时会处于停滞状态;不过,这种均衡不稳定,因为任何力量变化将会导致向上或向下的新的累积性运动。沿着缪尔达尔所指明的方向,综合诸多的文献分析,可以做如下总结:在某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当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回波效应占主导,扩散效应居于从属地位;当经济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时,回波效应逐步减弱,扩散效应逐步增强;二者此消彼长,在扩散效应与回波效应相等时的均衡点,可以称之为缪尔达尔转折点。在一定空间范围内,跨越缪尔达尔转折点,朝向不平衡的发展被朝向平衡的发展所代替,地区差距逐步缩小,空间发展趋于协调。
在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框架下,众多文献以空间发展不平衡现象作为研究出发点,探讨不平衡发展的必然性。但有不少文献有意识地将促进空间平衡发展作为归宿,并把发达国家或地区内部的空间平衡发展现状作为一个佐证。甚至,一些文献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角度出发,也提出了平衡发展的诉求。除了政治上的考量之外,这种追求平衡发展的思想脱胎于根深蒂固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信念。在抽象掉空间距离以及其他更多地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之后,均衡的实现在短期内尤其在瞬间内可以期待。但在绝大多数情形中,长期来看,不均衡普遍,均衡偶然。不过,即使现实情况如此,也丝毫不能降低均衡分析的重要性。均衡分析是经济学分析的起点和基础,应该说,没有均衡就没有经济学分析。对于扩散-回波效应的研究,其基点也是空间均衡。这种空间均衡的演变,是不断打破某一较小区域的静态平衡,通过循环累积达成较大区域的动态不平衡发展,其结果是提高了空间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
在主流经济学领域,空间因素最初是被马歇尔作为外部性进行处理的。随着经济学研究工具的改进和空间经济学的兴起,空间因素被作为一个内生性变量而直接纳入到产出和效用函数之中。从根本上看,空间也不过是各种成本中的一种而已。资源与要素流动、生产与分配的进行、产品和服务的输送、消费与休闲的选择等诸多经济活动,都要首先在空间中进行,无时无刻不受这一空间成本的制约。
笔者将运输成本、要素流动性等因空间存在而产生的成本,统称为空间成本。距离是空间存在的主要原因,要克服距离所带来的约束,除了支付运输成本外,还需要耗费时间,形成时间机会成本,有的时候还必须克服制度性障碍,这三个方面组成空间成本。每个经济主体都可能会需要某些资源、要素、产品或服务的输送,产生不同的空间成本。空间成本与资源、要素和人口的流动性成反方向关系,空间成本越高,流动性越差;空间成本越低,流动性越高。在将来的空间经济研究中,不应只简单考察距离的影响,而应综合考察空间成本,分析不同地区之间各异的空间成本对于扩散-回波效应的影响。
正是由于空间成本的存在,引发了空间不平衡发展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在大多数情况下,回波效应因节约空间成本而使得发达地区的发展占据优势,扩散效应因增加空间成本而使整体经济发展处于劣势。相反,空间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促进扩散效应。在基础设施非常发达、运输成本下降到相对很低的水平之前,任何试图实行平衡发展战略的举措都会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长期看得不偿失。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可利用的资源相对匮乏,中央政府所掌握的财力有限,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加快经济发展,迅速摆脱贫困落后,应重视区域发展的循环累积因果规律,掌握好先发与后发的顺序,首先是鼓励回波效应,促成中心区域的快速发展,然后才能逐步推进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区域的协调发展。
作者：韩纪江 郭熙保 单位：北方民族大学；武汉大学
稿件来源：《经济学动态》2014年2月刊
（本文有删节，数据及参考文献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