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下半年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沿海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大规模裁员，造成2000多万农民工失去工作岗位并返回家乡。随着国家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措施及针对农民工的各种增加就业措施的实施，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问题基本解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组2009年1~2月完成了对19个省（区、市）107个村和1000多位返乡农民工的调查。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全面分析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收入等的影响，农民工返乡后的意向，农民工就业的恢复情况，并对制约农民工就业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促进和稳定农民工就业的政策建议。
      一、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造成较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农民工提前返乡，收入受到较大影响。具体表现为：返乡农民工比重超过50%；国际金融危机使近20%的出县农民工失去工作；农民工工资有较大幅度下降；失业及工资下降给农民工家庭收入和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第二，农民工返乡回流导致的土地承包纠纷不严重。调查表明，由于土地流转的比重不是很高，而且绝大多数农民工还是想继续外出务工，农民工返乡回流导致的土地承包纠纷不严重，但一些地方仍存引发土地纠纷的隐患。
    第三，农民工就业得到较快恢复，但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尚存在较多问题。首先，农民工就业较快恢复，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减少，外出农民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二是在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务工农民工减少；三是在省内务工的外出农民工数量增加较多，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比重下降。其次，农民工培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只有1/4左右的农民工接受过职业培训教育；二是返乡农民工接受过培训支持的比例更低；三是农民工培训的组织形式和内容还有待改进；四是在农民工培训中，存在招工、用工企业以工资抵培训费的情况。再者，就业信息缺乏是农民工就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我国农民工外出的基本方式是依托地缘亲缘基础上的社会网络来启动和展开的。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农民工就业工作的重视，有组织的外出比例虽有所提高，但总体仍然很低，“亲缘链”仍然是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的主要渠道。这种模式造成农民工获取的信息量少，选择范围窄，盲目性较大，造成农民工不断地变换工作，频繁流动。更重要的是，一旦就业需求受外部冲击急剧变化，“亲缘链”对就业的作用就会大大下降甚至消失。具体表现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摩擦性失业严重；地方政府对农民工的公共就业服务严重不足；农村信息基础设施不发达，缺乏向农民传递信息的有效手段；就业服务市场不发达，难以满足农民工跨区域流动要求；等等。
      第四，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农民工渴望政府加强就业信息、培训和融资支持。由于农民在外出择业、就业过程中主要依靠的是个人及其亲友的力量，而在遭遇经济危机之时，个人的力量显得非常微小，而且打工者都背负着现实的或潜在的家庭压力。由此，面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返乡农民工特别希望获得政府的支持。
      二、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农民工就业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就业冲击对象主要是农民工，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国有企业改革引起的就业冲击对象是城镇职工相比，有共性也有差别。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工业化和城市发展作出了贡献，失业都不只关系本人，而且牵连整个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断绝，都是急需解决的民生问题。区别在于，农民工是市场就业，经历过许多磨难，多数农民工既吃苦耐劳，又很节俭，有少许防备风险的储蓄等。因此，面对失业，农民工比城镇下岗职工有较强的应对弹性、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但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这些特点又容易使人们轻视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冲击，对农民工就业问题的紧迫性、艰巨性、长期性估计不足。农民工回流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但农民工就业问题的紧迫性、艰巨性将长期存在。
      第一，失业农民工的年龄构成和社会身份特征比较特殊。在年龄构成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受就业冲击的城镇职工以“4050”人员为主。这次金融危机冲击的农民工则以青壮年群体为主。在社会身份上，上次的冲击对象是有城镇户口身份的群体，受到各级政府包括城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这次受冲击的是农民工，与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相联系，他们虽然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多年，但户口身份仍是农民，成了城市、农村双重边缘化的群体。
      第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严重不足。本次受冲击的返乡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面很低，而且农民工在就业城市的居住、子女教育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这使失业农民工处境更为艰难。
      第三，农民工的公共就业服务严重缺失。绝大部分农民工没有被纳入政府的失业登记和统计，农民工就业没有被纳入政府的施政目标，农民工失业不太容易引起政府重视。这些都影响了对失业农民工面临的种种问题的解决。
      第四，失业农民工在家乡有承包土地，但不能因此忽视其就业、生活困难。应当肯定，农民工保有土地承包权，能够起到维护生活底线的作用，不至于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是还应当看到，进入小康而非温饱阶段，农民工的基本需求已不只是吃饭问题，还包括教育、医疗等。他们的就业、收入寄托在外出就业上。对无地、少地农民工来说，非农就业是不可或缺的。
      第五，失业农民工高度分散，其严重性容易被低估。在风险承担上，失业农民工的分散性，分散了危机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但是20%左右的失业比例已是高比例，一人失业影响的是整个家庭，对失业农民工的家庭来说风险则是集中的。
      第六，农民工失业的原因既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更有政策和体制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是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管理制度的影响，只让农民工作为廉价劳动力融入沿海城市经济，不让他们作为常住人口和平等公民融入城市社会，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第七，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需要将战略性措施和应急措施相结合。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和就业的冲击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加快转变，由以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解决这个矛盾，关键是普通群众收入增加，推动内需扩大。这些问题的解决，首先必须破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应将农民工转移就业、在城镇落户定居与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城镇化统筹考虑，通过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三、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思考
      随着国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以农民工为主的产业工人和政府、企业共克时艰，经济形势好转，绝大多数返乡农民工没有留在土地上，不久又外出务工、进城就业，农民工集中失业返乡问题得到平稳解决。这一过程，值得认真思考。
      第一， 农民工在城镇稳定就业和落户定居是大势所趋。
      第二，培植农民工消费需求和发展民营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
      第三，融入城市是农民工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基础。
      第四，农民工教育培训需要流出地、流入地政府共同推动，并以流入地为主。
      第五，农民工在城镇转移就业和落户定居要纳入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布局调整的大局中统筹考虑。

   作者：《国际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摘自《改革》（重庆），2010.6
   原文约36000字
   原题《农民工就业总体态势与政策因应：对19个 省（区、市）107个村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