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将产业结构变迁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并对传统的度量方式进行改进，进而利用1978-2009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通过对问题的深入分析，形成了以下主要结论：

如同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一样，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演变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多有曲折，正是由于这种产业结构变迁的复杂性导致了其对于经济增长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其影响不仅取决于产业结构合理性本身，还与经济发展速度有关。在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的时候，一定程度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还能够维持经济的增长；而当经济增长较快的时候，产业结构不合理则明显地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它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也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正是由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这种影响的差异性导致了长期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远远高于产业结构高级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效应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效应，即产业结构合理化在一定程度上会直接导致经济波动幅度的增大；二是间接效应，即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其它因素相互影响产生的间接效应对经济波动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文章所考察的时间范围内，上述间接效应要大于直接效应，即产业结构合理化总体上表现为对经济波动的抑制作用。同样，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也存在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文章的研究表明，尽管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波动的直接效应体现为抑制作用，但这种抑制效应在文章研究的时间段内很微小，而使经济波动幅度增大的高级化的间接效应则表现得更为突出，超过了直接的抑制效应，总体上使得产业结构高级化成为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不论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还是高级化，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周期性波动上，而对趋势波动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因此，无论是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还是从产业结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上分析，我们均形成了一个较强的政策性结论，即政府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时应在重点强调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同时，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这样既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合理性调整为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又可以避免产业结构高级化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还能够减少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生活造成的波动。当前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已经成为共识，而且我国也面临着从制造业走向服务业的关键阶段，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是面临的迫切问题，为此我们结合文章的分析提出以下两点政策建议：第一，产业结构合理化应当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之上。自从中央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大力发展服务业之后，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予以响应，但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并非所有地区都已进入到一个相当高的发展阶段。一些落后地区的政策措施无疑是将产业结构高级化摆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上，这对经济发展反而是不利的。因此，地方政府应当因地制宜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适当的产业调整政策促进本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第二，产业结构政策的重点是产业结构合理化，而合理化的内涵主要是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的耦合。当前中国高端产业人才短缺而劳动密集制造业亟待升级，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匹配度较低。因此，政府一方面要提高教育质量、鼓励专业培训的发展，提高劳动力素质，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吸纳低端劳动力就业，不仅可以增进劳动与产出的耦合，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而且发展服务业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作者：干春晖，郑若谷，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余典范，上海财经大学500强企业研究中心

摘自《经济研究》（京）,2011.5

原文约165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