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发展经济学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影响世界的学科领域。中国经济学者在世界发展经济学的萌芽期、高潮期和退潮期都做出过重要的学术贡献。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著作之一;费景汉与古斯塔夫•拉尼斯对刘易斯模型的修正是继刘易斯著名的“无限制劳动供给”模式之后最有名的经济发展理论;在发展经济学的退潮期,中国学者继续寻求开辟发展经济学发展的新路径。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 中国 三次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在全球已形成发达工业国和欠发达国家并存格局时,欠发达国家如何推进经济发展的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经济学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学说。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发展经济学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从世界范围来看,在二战以前,西方经济学家主要立足于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的研究,几乎没有人关注殖民地及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这些落后的农业国面临向工业化及现代化转型的艰巨历史任务。在此背景下,农业国的工业化及现代化问题逐渐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发展经济学异军突起。
发展经济学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在世界经济学领域取得最为突出学术成就的学科。中国经济学者在世界发展经济学的萌芽期、高潮期和退潮期都做出过重要的学术贡献。
一、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次发展:世界发展经济学奠基时代的贡献
中国经济发展思想的萌芽开启于19世纪40年代。林则徐、魏源率先提出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的“军工引进”型发展模式。该发展模式是把学习西方、消除中西差距的突破点和着眼点放在外国的军事工业技术方面。到了后来,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中外接触日益增多,人们的思想认识在实践中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开始把认识世界的目光逐渐深入到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层面。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们所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通商主导”型,要求以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为中心,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学习和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
中日甲午战争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新的冲击。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如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兴工自由”型发展模式,要求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实现中国的国家工业化。这个模式摆脱了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经济发展以商为中心的片面观点,所论述的战略思想是,把大机器工业作为中心或主导部门,比较充分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带动国民经济各部门较为迅速、全面地发展,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他们提出了“定为工国”的战略方针。
“振兴商务”和“定为工国”,都还只是论述了经济发展的重点或主导部门问题,并没有明确地把这个问题从战略布局角度提出来。孙中山1919年发表的《实业计划》(英文版原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一书集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做了具体规划。在产业布局方面,他的论述更明确、更完整,也更具有科学性。尤其是,他研究了经济发展的地区布局问题,填补了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空白。他认识到,社会化大生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产业部门之间互相关联、共同作用,这就要求在经济发展的产业布局方面,不能顾此失彼,片面、孤立地强调某些部门,而必须放眼全局,各方兼顾,同时发展,只有这样,经济发展才能迅速地达到预期的效果。20世纪30、40年代工业化已成为当时中国朝野上下的共识,一批经济学家如刘大钧、方显廷、翁文灏、马寅初、谷春帆、吴景超、伍启元、张培刚等,对中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思想开始由政策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其中,30年代有马寅初的《中国经济改造》,吴景超的《中国工业化的途径》、方显廷主编的《中国经济研究》;40年代有吴景超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中国经济建设之路》,谷春帆的《中国工业化通论》,朱伯康的《经济建设论》,顾毓瑔的《中国工业化之前途》,方显廷主编的《战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刘大钧任所长的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丙种丛书》,翁文灏、胡庶华、简贯三共同主编的《中国工业化丛书》等等,这些都是在
当时享有盛誉的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著作。
20世纪40年代,中国海外留学生博士论文中亦有不少以发展经济学作为论文选题的,这方面的论文如辛膺的《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理论》;王念祖的《工业化、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研究》;丁忱的《工业化、资本结构和内部积累:战后中国工业化考察》;吴元黎的《资本形成与经济秩序:一个关于贫困国家案例的研究》(邹进文,2010,98-99页)。张培刚的博士论文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
留学哈佛大学的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完成于1945年,该论文获得了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51年西班牙文版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版又在英国再版。在这篇博士论文中,张培刚虽末直接引证中国学者的经济发展理论,但实质上,论文的基本理论框架与当时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思想仍是一致的,它吸收了中国经济发展思想的主要理论成果。同时,在研究方法上,论文运用了当时国际上最前沿的经济理论,如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张伯仑(EdwardH.Chamberlin)的“垄断竞争理论”、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的“投入—产出”理论及里昂惕夫(Wassily -W.Leontief)的工业化理论等分析农业与工业化,使该书对农业国工业化的一般规律的探讨极具理论色彩。
《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探讨了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在中外学术界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好评如潮。即便是对民国时期留学生经济学学术成就不看好的胡寄窗先生也认为它“实为现代发展经济学的首创著作”(胡寄窗,1984,540页)。200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迈克尔•费希尔(MichaelFisher)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出版60周年给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的贺函中说:“哈佛大学出版社很荣幸于1949年在《哈佛经济研究》系列丛书中出版了此著作。张教授的著作是该系列丛书中最具影响力的巨著之一,此书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表如此具有深远与持久影响力著作的机会屈指可数”(张培刚,2009,55页)。
中国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原产地之一,它具备最早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独特的历史条件。首先,中国在二战以前就是所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农业国中经济和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不仅国内建立了仿效西方现代大学体制的高等教育体系,而且派出大批留学欧美的高端经济学留学生向西方学习经济理论,他们不断将最新的经济理论输回国内,为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先进的分析工具。其次,中国从19世纪60年代就开启了工业化进程,这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是领先的。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及现代化国家转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发展问题提供了思想动力和良好的现实条件。20世纪40年代,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欠发达国家,处于一个特殊的国际环境下、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主张,逐步形成系统化的发展经济学。
二、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次发展:世界发展经济学高潮时期的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批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这些国家面临着摆脱殖民地经济、完成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工业化再次成为世界性趋势。作为主要研究农业国工业化的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50-60年代进入发展高潮期。
受国际发展经济学及国内台湾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的双重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国留学欧美的留学生博士论文中发展经济学的问题成为热点,这些论文关于发展经济学的选题非常广泛,涉及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历史、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如工业、农 业、贸易、税收、投资、外资等)及经济发展的国别与区域研究。这方面的论文如张是我的《人口密集的不发达国家工业化问题》、诸云云的《马来半岛的经济发展———一个多元社会的难题》、侯继明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外贸:1895-1937》、徐益生的《加速中国工业发展的可能性因素研究》、黄维仁的《不发达国家发展中的农业合作问题》、李敦仁的《英属马来半岛的经济发展:1895-1938》、刘崧生的《工业化浪潮中改善中国农业状况的可能性》、陆宗源的《不发
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应用》、鲁崇岱的《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毛卓亭的《税收和加速工业化:中国1928到1933年税收体系》、麦文绍的《夏威夷的价格管制:一个地方内部工业化方法》、绍丙昆的《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方法论》、唐宗明的《南方农业经济发展分析》、王继祖的《东南亚战后对外贸易的发展:1946-1952》、周开仁的《东南亚背景下马来西亚战后资本构成趋势》、吴庆瑞的《不发达国家国民收入估计技巧:特别关注亚洲和非洲》、徐维福的《外国投资与中国经济的发展》、顾梅生的《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等。①
这些欧美留学生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都是当时国际上最前沿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毕业后回到台湾地区及东南亚(华侨子弟),有的继续对发展经济学进行研究,有的成为当地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者或政府高官,如祖籍福建、出生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后移居新加坡的吴庆瑞(1918~2010)从伦敦大学毕业后回到新加坡,成为新加坡的开国元勋,曾任新加坡财政部长、内政兼国防部长、教育部长、副总理;祖籍山东、出生于新加坡的林溪茂(1920~1967)从伦敦大学毕业以后回到新加坡,1965年出任新加坡大学首任副校长;祖籍广东、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的黄麟根(1931~1983)从伦敦大学毕业以后回到新加坡,后来出任新加坡驻联合国代表、内政部长。在20世纪50、60年代,对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一些台湾地区学者所做的贡献特别值得关注。战后台湾地区的经济学家们除了对台湾本地的经济增长积极地提出政策建议与方法外,也同时更加积极地面向世界,为现代经济发展思想、理论的开拓与发展做出自己的学理贡献。费景汉、蒋硕杰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费景汉(JohnC.H.Fei,1923-1996)生于北京,1945年获燕京大学学士学位,1948年获华盛顿
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52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总均衡理论中特定问题的图解分析》。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安提俄克学院、华盛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任教,从1962年后担任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1972年当选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院士,兼任台湾地区东吴大学、台湾大学教授。1993年定居台湾地区,担任台湾地区“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其著作大多以英文发表。晚年亦有以中文发表之文章,总计论著约有百余篇,大致涵盖了发展经济学、台湾地区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史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等方面。
费景汉早在1955和1956年就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刊物《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和《计量经济学报》(Econometrica)上发表有关投入产出理论的论文。1961年他与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开始合作发表发展经济学论著,1964年出版了两人合著的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性著作《劳动力剩余之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这是继刘易斯著名的“无限制劳动供给”模式之后最有名的经济发展理论。他们对发展经济学的著名的刘易斯模型做出了改进,其理论要旨在于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剩余与不再剩余之间的转折点,在此转折点前后,不同的技术条件对于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影响,从而必须调整互相配合的政策,这一理论对于经济落后国家由农业转向工业发展的途径有重要的指引作用。他们提出的这些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被称为“费景汉-拉尼斯模型”(Fei-Ranismodel)和“费景汉-拉尼斯拐点”,成为20世纪发展经济理论的经典性成就。1979年费景汉与G.Rains、郭婉容合作撰写了《伴随着公平的成长:以台湾地区为例》一书。该书分析了在台湾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发展早期所发生的所得分配恶化的情况,而是呈现出高成长率与公平分配并存的局面。这一研究使得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奇迹成为库兹涅茨从事国际研究的一个特例,并使台湾地区成为世界银行专家们深感兴趣的研究对象(周呈奇,2007,259页)。
对台湾地区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理论做出突出贡献的另外一位杰出经济学家是蒋硕杰。蒋硕杰(1918-1993),湖北应城人,生于上海,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历任台湾地区经济研究院首任院长(1976-1980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曾供职于“国立北京大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197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就曾经高度评价过蒋硕杰所撰写的《进口需求的国际比较》、《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进口需求》、《世界出口需求的统计注释》等文,认为其对战后新的国际政策的形成做出了极富于启发性的开拓性贡献(米德,2001,3页)。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也强调“蒋硕杰的贡献不只对台湾地区,对全世界都有贡献”(吴惠林,2002,18页)。事实上,蒋硕杰也正是因为这些文章而获得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到目前为止,蒋硕杰是唯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华人经济学家。蒋硕杰的贡献还在于他对于台湾地区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关注与投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尹仲容采纳了蒋硕杰的自由化建议,推行了台湾地区第一次经济自由化的“十九点财经政策”②。事实证明,正是这一次经济自由化运动导致了台湾地区后来的经济起飞。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转向计划经济,堵塞了与国际经济学界联系的管道,发展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失去了发展的土壤。相反,台湾地区开始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快速转型,许多华人经济学家转向台湾地区,发展经济学因缘际会,获得了长足发展。台湾地区不仅成为世界发展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区域,而且也成为20世纪中后期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典范,成为“东亚经济奇迹”的组成部分。
三、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次发展:世界发展经济学退潮时期的开拓
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传统发展经济学,在二次大战后繁荣了一段时间,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高潮转入了低潮。发展经济学的由盛转衰,既有理论本身的原因,也有政策运用的偏差,从而没有带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因素。如西方经济学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片面地理解为物质资本的缺乏,而忽视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人才流失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对工业化涵义的错误理解,把工业化和发展农业对立起来,忽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从而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遭受挫折,这些理论与发展中国家
实践的背离,削弱了发展经济学的应用效果及其国际地位,发展经济学开始式微。
为了回应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如赫希曼、拉尔、拉尼斯和费景汉等关于“发展经济学正走向衰落”的悲观论调,也为了继续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特别是为了探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问题,张培刚于1988年提出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倡议,并于同年在青岛召开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华东分会上,做了题为《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的学术报告,呼吁必须对发展经济学进行革新,建立适合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和要求的新型发展经济学。2001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教程》,则是其新发展经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张培刚认为,要摆脱发展经济学“当前所处的困境”,排除人们对发展经济学的悲观看法,就必须“对发展经济学的范围和内容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张培刚“革新”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思路有以下几点:首先是要扩大研究范围,不仅要研究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还要研究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其次,要改进研究方法,加深研究深度,不仅要研究中小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更要研究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埃及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再次,要对国外的经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对西欧、日本、亚洲四小龙实现工业化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最后,要从发展中国家本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也就是理论要成为政策制定的指导。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还有负责发展经济学的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林毅夫曾在芝加哥大学师从发展经济学大师舒尔茨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主攻农业经济,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中国的农业改革及增长》等论文,奠定了他在国际发展经济学中的地位。2008年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以后,林毅夫针对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③思潮的问题,主张从建立“新结构经济学”入手,重构发展经济学体系,其要点是:一个经济体的禀赋结构随发展阶段而不断升级,因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有着不同的最优产业结构,而每一种最优产业结构都内生地要求一种特定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包括“硬性”基础设施和“软性”基础设施)与之对应,以尽可能节省经济体的运行和交易费用;经济发展并非如结构主义所强调的仅有“穷与富”或“发展中与发达”这种二元阶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后工业化经济的连续变化谱,在这条谱中,处
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在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进上,并不必然要照搬比自己所处阶段更高的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和基础设施;在每个发展阶段,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机制,然而,连续的经济发展过程内在的要求每个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都不断相应升级,这些升级需要企业间的协调,并必然对企业交易费用和投资回报具有大量的外部性,因而在市场机制之外,还内在地要求政府在推动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升级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林毅夫,2010,3页)。
武汉大学的谭崇台教授在其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还对发展经济学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和见解。他是国内最早阐述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的学者。在发展研究中,一般把增长与发展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不作区分。谭崇台很早就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而且在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正确地阐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1982年的一篇论文中,他明确指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国民经济有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产出的增加,还意味着随着产出数增加而出现的产出与投入的结构上的变化以及一般经济条件的变化。换言之,经济增长的意义较狭,一般指纯粹意义的生产增长,而经济发展的意义较广,一般包括经济结构、甚至某些制度上的变化在内的经济进步。但是,促成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一切经济进步的首位的、必要的物质条件。……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形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发生过,但有发展而无增长一般却是不可能的,即使出现,也是短期的、局部的,而不可能是持续的、全面的”(谭崇台,1982,20页)。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其发展过程所提供的经验素材、所面临的问题都具有典型的发展经济学意义。中国需要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更需要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经济学者不断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他们的思想将不断丰富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内容,推动发展经济学的不断发展。
作者：邹进文、李俊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稿件来源：《经济学动态》2012年2月刊
（本文有删节，数据及参考文献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