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简介：《重新发现凯恩斯》，（英）斯基德尔斯基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我们刚刚经历了百年难遇、最为严重的经济崩溃之一，但是经济学却对其发生的原因一筹莫展。同时，我们对如何阻止类似一连串危机再次来袭也束手无策。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仍旧需要凯恩斯。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其实是未来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凯恩斯不是国有化支持者，更不是一个监管者；凯恩斯不是永久预算赤字的忠实信徒，事实上他希望在一般情况下政府预算保持盈余；凯恩斯也不狂热地支持政府征税用税；凯恩斯也不认为所有的失业都是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的；凯恩斯不主张通货膨胀，他希望物价稳定。

    我们刚刚经历了百年难遇、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但是经济学这门研究经济生活的学科却对其发生的原因一筹莫展，根据主流经济学理论，如此规模的经济下滑是不应该发生的。我们对如何阻止类似一连串危机再次来袭也束手无策，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需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期待许久。20多年来，主流经济学的主导思想是市场几乎始终保持着充分就业。对我们目前经历的这场经济动荡，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有其深刻的理解和解释，但却不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围之内，所以主流经济学家对此集体失语，对如何预防危机再现更是手足无措。几十年来经济保持着持续的增长似乎表明了一个争议，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终于暴露出了经济问题。所以大稳健时代之后的大衰退着实出乎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阶层的意外。面对如此异象，开具出来的处方林林总总，但很少能指出最根本的症结所在，就像医生在为某种疾病拼命地开药方，有些人认为疾病根本不存在，有些人承认有疾病，但这些病却是无法解释的疑难杂症。 　　
    本书试图解释经济学家怎么会陷入如此境地，我们认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理论是为经济把脉诊断和开具药方之间的纽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30年，凯恩斯经济学大行其道，至少凯恩斯主义主张的保持充分就业、经济顺利运行的政策是政府政策药箱中的常备工具。之后，当经济学重新回到原有的教条，信奉市场经济会在内部进行自我调节，政府的干预只会使经济运行不良时，凯恩斯经济学被抛弃了，里根和撒切尔时代的自由市场开始出现曙光。凯恩斯革命的成败史以及经济总体的经历过程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学术探案故事，轨迹变化不定。1971年尼克松总统曾说，“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而2009年罗伯特·卢卡斯又说：“我想人人都是藏而不露的凯恩斯主义者。”
    本书探讨的主题是凯恩斯主义的衰败，因为我相信，对凯恩斯而言，思想具有深刻的重要性，“事实上主宰这个世界的基本上就是思想”。我深信当前这场危机的根源就是经济学的思想误区。经济学家让放松监管合理化是非常错误的，正是对金融业的放松监管使得信贷过度膨胀最后演变成信贷紧缩。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带来的祸害简直难以描述，有那么多聪明的头脑会致力于如此奇怪的思想，历史上也很少见。其中最为奇怪的是市场参与者对无限未来的价格变化会有较为准确的认识。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一直在为宏观经济学的划分范围争论不休，我对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批评相对少一些，但仍然非常质疑，既然新凯恩斯主义接受理性预期的理论，用数学模型为凯恩斯恰恰摒弃的古典理论复兴，新凯恩斯主义者也就等于投靠了新古典主义。他们一面囫囵吞枣地接受理性预期理论，一面拘泥于其中隐含着的持续充分就业问题，自成体系地形成了一套市场失灵的理论，让政府发挥其在市场中的作用。 　　
    凯恩斯理论的核心是未来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在第4章中我们会着重探讨，第3章则叙述了他在经济大萧条的动荡时期作为一个投资者的经历所产生的一些影响。目前很少有经济学家把不确定性当回事，但是认真对待不确定性具有很深刻的意义，它不仅关系到我们如何研究和应用经济学，还涉及我们如何理解人类活动几乎所有的方方面面，它有助于解释人类所遵守的规则和习俗，我特别想强调它对社会科学应该如何运用语言的意义。凯恩斯总是试图用高水平的平实语言表达他自己所说的“简单而显而易见”的基本思想，这并不是为了盛赞他的说服力，而是凯恩斯认为经济学应该依靠直觉，而不该反直觉，也就是说，经济学应该用大多数人能理解的语言来呈现这个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他反对经济学中过度引入数学分析的原因之一，因为它阻碍了一般的理解。凯恩斯对经济学中的语言帝国主义非常反感，比如把诸如“理性”等一些普通词汇归入重要的专业词汇，赋予这些词汇特有的意义，一段时间后渐渐改变了它们原来表达的意思和我们对它们的理解。经济学家对理性行为的定义是人们的行为和他们发明的模型保持一致，那么除此之外的行为便是非理性的，这就等于卷入了一个浩大的工程，将人类重塑为经济学家所认可的模式。和他对语言的态度一样，凯恩斯希望建立一个简单而不复杂的金融体系，他非常反对金融创新超出一般人的理解，因为一切会变得无法控制。为复杂而复杂对凯恩斯而言全然没有吸引力。 　　
    我希望当前的经济下降会促使新凯恩斯主义者和其他人认真对待不确定性，也许这会要求先对经济学的教学和传播方式做出制度上的变革。本书的结尾部分提出了经济学学科的教学改革建议，鼓励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看做是一门道德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 　　
    当然，凯恩斯对经济运行不良的原因分析并不是最具权威的，但我想说明的是他为当前发生的危机提供了一套正确的解释论。在我看来，金融危机导致的“实体”经济危机是市场管理不善的正常反应，凯恩斯写下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可以指导我们为了全世界的利益，如何让市场变得更安全，并且为了市场的良性运作，如何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安全。
    但是，我们首先要正确理解凯恩斯以及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不是国有化支持者，更不是一个监管者。他并不完全为资本主义歌功颂德，但也从不要求埋葬它，尽管这个制度存在种种缺陷，但凯恩斯认为西方现存的社会制度是最好的经济体制之一，是社会从稀缺走向富足、人们从辛苦劳作到享受美好生活的阶段之一。 　　
    凯恩斯还被认为是永久预算赤字的忠实信徒。“赤字没有关系”并不是凯恩斯的观点，而是2003年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伦·哈伯德的观点。也许读者会感到很意外，凯恩斯事实上希望在一般情况下政府预算应该保持盈余。美国历史上最挥霍的政府都是那些鼓吹自由市场、反凯恩斯教义的共和党执政的政府，在过去30年中唯一一位在财政上比较保守的执政者是民主党派的比尔·克林顿总统。 　　
    凯恩斯也不狂热地支持政府征税用税。在他的晚年，他甚至思忖政府的支出占国民收入的25%，这是否是件好事。 　　
    凯恩斯也不认为所有的失业都是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的。他在这一点上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相似，很多失业是因为工资和价格缺乏弹性，但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不属此列。他相信“需求不足”的失业永远都存在，除非是在经济兴奋期，所以政府的扩大需求政策总是有用武之地。 　　
    凯恩斯不主张通货膨胀，他希望物价稳定，他一生都认为中央政府可以通过限制货币增长的方式达到物价稳定，这一点又和弗里德曼不谋而合，但当价格和产量出现直线下降时，他认为担心通货膨胀是愚蠢的。 把凯恩斯看做萧条经济学家不无道理，也就是说只适用某种特殊的情况。有人批评说他提供的并不是他自己所声称的一个“就业、利息和货币”的通论，而是有关萧条的理论。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有如下两个原因。 　　
    第一，凯恩斯相信，如果市场体系被放任自流，就一定会出现严重的经济下降，所以政府始终有职责确保这类情况不会发生。他所表明的这类事件不是“百年难遇的大事件”，而是永远都存在的各种可能性，这才是他经济学理论的核心。 　　
    第二，凯恩斯是一个道德学家。他的头脑中始终都萦绕着一些问题：经济的目的是什么？经济活动和“美好生活”之间的纽带是什么？社会需要达到怎样的繁荣程度才能使我们“明智地、愉悦地、幸福地”生活？这些思考深深地根植于摩尔的伦理学以及他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生活交集中。总体来讲，凯恩斯把经济进步看做是把人们从辛苦劳作中解放出来的途径，之后人们可以学着如何“像田间的百合”一样生活，珍视当下，淡泊来世。我将在第6章中详述他的伦理思想。凯恩斯对社会存在的本质有着深刻的洞察，尤其适用于当前的经济生活。他认为人们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在社会形成宗教、仪式、规则、网络和习俗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信仰体系和制度的功能就是当人们在遭遇未知和不可知的状况时给予他们足够的勇气去应对，这和经济学家眼中的世界截然不同，在后者看来，孤立的个体具备完全的预见力，在获悉未来的状态下，他们都在追求功利的最大化。 　　
    本书改变了大家对凯恩斯理论中一些重要部分的既定理解。早期对凯恩斯理论的解读并不是主要围绕着他对经济出现差错的释因，而是解释为什么经济危机会持续那么长时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提出了“就业不均衡”的可能性。这对当时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它说明政策干预可以取得更优的均衡。今天，特别是在经济下降期间，我们对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原因的探究显示出更为浓厚的兴趣。这可不是在接近大萧条最低谷时期完成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探讨的主题，但凯恩斯在该书的第22章中的确浓墨重彩地揭示了金融市场不稳定的原因，一年之后，他总结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主要思想，把金融不稳定的分析作为他理论的核心。这时候的凯恩斯认为，这种“强烈的不确定性”致使经济难以保持稳定，经济出现一点“动荡”，亦阻碍了经济迅速走上复苏的道路。我们对凯恩斯思想的理解从“就业不均衡”转向了“预期的不确定性”，使凯恩斯的不确定性和减少不确定性的理论和当代的风险和风险管理理论直接发生了正面交锋。
    凯恩斯还有一个政治目标。除非政府采取措施保持充分就业维持市场经济稳定，否则市场的绝对利益将会消失殆尽，极端主义者将会趁机钻空子，试图用放弃市场、和平和自由等方式，解决经济问题。这是一言以蔽之式地总结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凯恩斯为当前发生的经济严重下降提供了很有建设性的分析方式，为如何走出经济灾难提出了建议，并且尽可能人性化地确保我们不会再一次陷入类似的危机，他还帮助我们理解了人类条件的局限性。这些是我们今天重提凯恩斯的原因。 　　
    如果经济危机没有发生，本书也不会问世。我们只有努力从理论层面深入解析经济出错的原因，才有可能远离经济危机。至于在微观层面对经济危机的解释，举不胜举，这次主要是针对银行业的失灵。但如果我们把解释的层次推高到宏观层面，就会发现当前暴露的经济问题是因为经济整体运行方式的失灵。这里主要有两大宏观经济理论，它们导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成为政策的参考依据，我们必须在两者中做出选择。
    第一种源自于货币数量理论，第二种是凯恩斯的总消费理论。第一种货币学派理论把经济危机归因为货币供给的不稳定。笼统地说，以美联储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中央银行在危机发生之前的几年中，使货币和信贷放量增长，造成的结果便是债务增加，资产价格上升，溢出催化了消费热。一旦信贷收紧，这样的消费热潮注定是要大幅降温的。房市热（住宅和商用建筑）的崩溃给了银行重重一击，而银行早已通过证券化的方式超量放贷，于是危机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银行债务的堆积导致信贷冻结，所以货币供给发生断裂，危机笼罩了整个经济体系。 　　
    凯恩斯学派认为危机的成因是投资的不稳定。这一次宏观经济跌了跟头，因为储蓄“超过了”投资。危机的形成一直可以追溯到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新投资的需求严重不足。格林斯潘的低价货币政策和布什政府的财政赤字都不足以恢复私人部门的投资需求，但却创造了高杠杆资产和消费热。然而，没什么新的资产被创造出来，私人部门越来越深陷于债务，房地产热的骤降暴露出过度负债的程度之严重，家庭、银行和企业的“去杠杆化”最终导致了总需求的急剧萎缩，经济陷入全面衰退。 　　
    两种理论对此次经济危机的阐述有不少共通之处，但对其形成原因的探讨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也就是前因后果的顺序不尽相同。货币学派的说法是金融体系的失灵触及了实体经济；而后一种说法是实体经济的失灵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根据第一种分析，危机是由于政策的失误造成的，尤其是美联储没能成功地控制货币的供给，阻断资产价格不断上升。在第二种分析中，财政部没有能够通过扩大公共投资的方式，抵消私人投资的不足。 　　
    两种理论为经济恢复政策提出了不同的出路。货币学派理论认为经济复苏的充要条件是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这也是“量化宽松”的理论依据。消费理论则认为我们当务之急是政府采取措施增加总消费支出，货币量的增加是经济复苏以后所带来的结果，而不是起因。
    两种理论同时还为经济的改革以及预防未来的危机献计献策。货币学派的理论建议中央银行应该遵守货币规则，使货币供给与生产力相匹配，加上更为严格地监管和控制银行业，以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凯恩斯学派的理论隐指政府应当建立政策，抵消私人投资的不足和波动。
    最后，两种理论还包含着对全球失衡问题的不同解决途径，这里的全球失衡问题是指中国和东亚国家经常账户的“永久”盈余和美国以及许多发达国家经常账户的“永久”赤字。在货币学派的解释中，它们不是构成危机的原因。美联储对自己的货币政策有着完全的控制权，事实上，货币学派把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看做是美国过度消费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中国和东亚国家的“过度储蓄”。在凯恩斯的解释中，中国的过度储蓄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会造成贬值的影响，虽然该影响被美国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抵消了一部分，但还不足够。 　　所有的区别中有一个最为重要。货币学派所执的观点假定在货币政策不发生“失误”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保持相对稳定；而凯恩斯学派假定政府如果不出台稳定的总消费政策，市场经济就相对不稳定。这是因为构成总消费水平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投资，而投资是受不确定的预期支配的。在凯恩斯主义者眼中，在不受规范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固有的不确定的预期，而货币主义者认为，不确定的预期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对未来的货币政策没有把握，如果遵循严格的货币政策，它们是可以得到纠正的。 　　
    这两派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争论由来已久，一直可以追溯到美国大萧条时的成因分析。当前有关刺激政策的争论主要围绕的就是这些观点。日后究竟是加强银行业的监管还是重建未来宏观经济政策，争论的焦点也会围绕着这些观点。如何应对“全球失衡”问题，讨论的基础也围绕着这些观点。它也是贯穿本书各个章节的一条主线。 　　
    有一点很重要，货币学派的观点最近（也许历来如此）很受追捧。但我相信，最近一次危机恰恰印证了凯恩斯“消费”论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如此急切地盼望着凯恩斯的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