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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历史》前言:构筑人的行动科学之方法论基础
时间:2019-01-07       稿件来源:守序善良米赛仙微信公众号
    书籍简介:《理论与历史》,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1985年6月出版。该书是米塞斯晚年的作品,关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它解释了米塞斯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基础,并对其它诸如历史主义,唯科学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谬误方法提出了批判。
 
    在其漫长而多产的一生中,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出版了大量书籍与文章,每一份都对经济科学的理论与应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其中有着四本出类拔萃的杰作巨著,可以说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及人的行动之科学家的不朽凭证。第一本便足以使得米塞斯身居一流经济学家之列,《货币与信用原理》(1912)。该书首次将货币理论与相对价格理论结合起来,并概述了随后的商业周期理论。米塞斯的第二本巨著为《社会主义》(1922),书中对社会主义作出全面而决定性的致命批评,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秩序下经济计算将无法进行。第三部便是惊世骇俗的《人的行动》(1949),该书阐述了经济学的完整框架,及对行动人的分析。三本书均在经济学领域作出了贡献,并在过去的十年中,于美国发生的“奥地利学派”复兴运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但米塞斯的第四本,同时也是最后一本巨著,《理论与历史》(1957)不同于之前三本,几乎没引起多大轰动,也罕为近期奥派复兴运动中的年轻经济学者们援引。它成了迄今米塞斯的杰作中最不受重视的一本。然而它却为《人的行动》中哲学基础的构筑,提供了坚固的护盾与详尽的阐述。作为他的方法论巨著,该书解释了米塞斯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基础,并对其它诸如历史主义,唯科学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谬误方法提出了才智焕发的批判。
    有人可能认为,即便《理论与历史》的重要程度很大,它未能占有一席之地,原因是在这个学术上盲目专业化的年代,经济学和哲学完全不沾边。恶性的过度专业化的确是原因之一,但近年来,人们对方法论及经济学原理基础的兴趣变得愈发浓烈,有人会认为至少研究这方面的专家也会发现书中需要探讨与掌握的东西甚多。且经济学者对术语及含糊写作掌握之浅,也使得他们无法对米塞斯才思精深而易懂的文章产生共鸣。
    与这些原因不同,《理论与历史》之所以被忽视很可能和其中的哲学内容有关。毕竟,尽管很多人知晓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对抗国家主义并捍卫自由放任制度的漫长斗争中孤身奋战的经历,但很少有人知道米塞斯经济学职业生涯中,在方法论层面对谬论作出的抵抗要远超过他在政治上的斗争。信奉自由市场,在经济学家中毕竟算不上什么异乎寻常之事(尽管他们当中没有哪个能有米塞斯那般一贯的坚守),但很少有人采用为米塞斯所系统化且命名的,独特的奥地利学派方法,“行动学”。
    在为《理论与历史》开篇时,米塞斯恰如其分地采用了行动学的中心概念,方法论的二元论,这一概念洞悉到涉及对人类进行的分析时,方法论上必须在根本上区别于对石头,行星,原子或分子的分析。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人的本质在于他们能够行动,他们有着自身的目的与意图,并试图实现这些目的。石头,原子,行星则没有目的或偏好;因此,它们无法作出抉择,无法选取行动的途径,或改变自身的想法。人则大可做到这些。因而,原子和行星可为人所钻研,他们运动的路线可以被绘制,途径可以被设定并预测,至少理论上能细致得达到最小定量。人则做不到这些;人们每天都在学习,接受新的价值,设定新的目标,并改变着他们的想法;你无法像对待没有心智或没有学习与选择能力的物品一样,对人进行分析预测。
    现在我们就能明白为何经济学专业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基本方法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排斥。因为经济学像我们这个世纪的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信奉着错误的观念,米塞斯将这种观念恰当地贬斥为“唯科学主义”—这种观念认定了对人的研究能采用的唯一真正“科学的”方法,便是去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尤其要模仿其中最具声望的分支,物理学。要成为物理学及其他自然科学那样真正的“科学”,那么经济学就必须避开诸如意图,目的,学习之类的概念;必须摒弃人的思想,著作要仅限于对事件的记载。经济学不可谈及人的思想变化,因为必须称事件为可预测的,因而,计量经济学圈中流传着这样一句原始格言,“科学就是预测”。想要成为一门“硬”科学或“真正的”科学,经济学不可将个体看作是有着自身意图与选择的,独特的人,而是要看作同质的,这样才能作为可预测“数据”的一部分。传统经济学理论,在面对企业家这一至关重要的概念时所遇到的瓶颈,就是每个企业家都显然是独特的;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处理个体的独特性问题。
    除此之外,所谓“真正的”科学,还必须在某种实证主义变体之上运作。因此,在物理学中,科学家面对着大量同质的事件,这些可用于研究量化的规律性及恒量,例如,物体坠落到地面的速度。之后,科学家科学家构想出假设来解释各类反应或运动,并推断出各种结论,这些理论可用以经验为依据的确凿事实加以“验证”,也就是用这些可观测到的事件。(因此,相对论可通过检验特定的日食所具备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可观测特征加以验证。)在旧实证主义变体的论证中,人们用经验式的检测来证实这一理论;在卡尔·波普尔相对更虚无主义的新实证主义论证中,人只能用这种方式“证伪”或“未证伪”某一理论。无论怎样,一个人的理论必须总被看作是暂时的,且永不能被奉为绝对真理,至少理论上不能;因为他总可能发现别的理论可替代该理论去解释更为广泛的事实类别,而一些事实则可能违反,或证伪了该理论。科学家必须时刻保持谦逊的心态和开阔的心胸。
    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天才之处,部分便在于他发现了可靠合理的经济学从来不是这样产生的,并为这一事实阐述了合理的理由。米塞斯对先验一词的独特使用在人们当中产生了太多不必要的困惑,那些热衷于现代科学方法的人便可借此驳斥他为不懂科学的神秘主义者。米塞斯发现行动科学研究者的处境即好也坏,但与自然科学研究者绝对是天差地别。自然科学的科学家面对着同质的事件,并在他研究之路上摸索着直到为那些经验式的现象找到一些解释或构成原因的理论,并检验它们。但在人类历史中,本就作为人类的我们便已经知晓事件发生的原因了;即人类具有目的与意图,并采取行动以达到这些目的这一原始事实。且这一事实并非暂时的或准确性有待商榷,而是具有绝对不容置疑的准确性。
    米塞斯在他的课堂上喜欢用一个例子来阐述研究人类行为的两种基本方法的不同,就是观察纽约中央火车站在高峰期的现象。他指出,“客观的”或“真正科学的”行为主义者会观察经验式的事件:例如,人们在一天当中某个可预测的时段会漫无目的地有来有往,急促而匆忙。这便是他所能知晓的全部。而人的行动的真正学者则会起始于人的行为是有意图的这一事实,他会发现人们的目的就是在早上从家去车站坐车,前往工作地点,晚上则反过来,等等。明显能看出两者中的哪一个对人的行动的探究更为深刻,因此也能明显看出哪个才是真正的“科学家”。
    一切经济理论,都是从人的行动之目的性的公理中推演而出的;经济学探究的,是行动的普遍事实在逻辑上可能的结果。且正因我们确认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我们才能知晓在这条逻辑长链上每一步得到的结论都具备着相同的确定性。如果这个概念在这种环境下确实意义重大,我们便无需去“检验”这理论。
    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这一事实是“可证实的”吗?是“基于经验的”吗?是,但可绝不是物理学方法的模仿者所习惯的精确的,或者说量化的方式。经验主义是概括定性的,起源于人的经验本质;它与统计数字或历史事件并无关联。除此之外,它还依赖于这样的事实:我们都是人类,并能因此将这一知识应用到其他相同的物种身上。行动之目的性的公理同样是不“可证伪的”。它是如此显而易见,一旦稍加提及或顾及,便可知它明显构建了我们在这世上的一切经验之精髓。
    经济理论同样无需“检验”,原因在于不可能通过核对它的主张是否违反一系列同质的相同事件的方式进行检验。因为根本不存在这类事件组。对统计数字和量化数据的使用可能试着掩盖这一事实,但这些数据表面上看似明确,但却是以历史事件为基础的,而历史事件之间在任何方面都毫无同质之处。每个历史事件都是复杂而独特,由大量可构成因果关系的因素作用的结果。正因它的独特性,历史事件无法用于实证研究的检验,也正因它是独特的,因而无法和其他事件结合形成相关数据,进而得到任何有意义的结果。例如,在分析商业周期时,将每个周期看作彼此间严格同质的,因而作加法,乘法,控制数据并找出其中的相关性,便是不合理的方法。比如取得两组事件时间段的平均值,并自豪地宣称X组事件在周期的某段上平均比Y组事件早发生四个月,这种做法就是毫无意义的。原因在于(a)可能根本就没有哪两组特定时间段之间有四个月时间间隔,不同的时间间隔之间幅度差别很大;以及(b)任何过去事件的平均值与未来的事件都无关联,未来的周期与过去的周期相比,总会有其本身在根本上无法预测的差别。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因驳倒了试图对数据的使用,来构想或检验理论的方式,而被指责为一名对历史既无兴趣亦欠考虑的纯理论家。然而正相反,是那些实证主义者与行为主义者试图将复杂的历史事件简化为与原子运动或行星运动强求一致的类型,是他们缺少对历史事件之独特性的考虑,这正是《理论与历史》的主旨。在人类事件的研究中,复杂的历史事件本身需要尽可能地被各种理论所解释;但决不可被任何理论完全明确地决定。那些一心想当经济占卜家的人做出的种种预测总是面对着糟糕透顶的数据,尤其是那些用精确的量化数字加以掩盖的数据,这一尴尬的事实与主流经济学一拍即合,下定了决心对各种模型进行一次又一次微调。他们所有人当中唯独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人类境况中那不可简化的心灵内,认识到了思想与选择的自由,也因此意识到了科学上对决定论的强烈欲望及追求彻底的可预测性是完全不可能之物的无谓追索—因而在本质上也是与科学相违背的。
    在年轻一代的奥地利学派人士中,不肯对当下流行的方法论传统提出挑战的态度使得他们要么彻底接受了实证主义,要么就是完全摒弃了理论转而采用半吊子经验主义式的制度主义。接受《理论与历史》的洗礼,能帮助这两类人认识到真正的理论与现实中行动人的世界并不是分割开来的,人们完全可以摒弃唯科学主义的错误观念,并同时使用演绎理论。
    若经济学家们不能阅读并掌握这本不幸遭到忽视的巨著中传达的重要教训,奥地利经济学便无法享有真正的复兴。没有了行动学的经济学既不是真正的奥地利经济学,也不能称作真正合理可靠的经济学。
    (节选自《构筑人的行动科学之方法论基础—<理论与历史>前言》,原文载于守序善良米赛仙微信公众号,作者穆雷•罗斯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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