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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分论坛简讯(17-20)
时间:2017-11-11       稿件来源:

分论坛十七:微观经济理论


  2017年9月24日上午,分论坛十七“微观经济理论”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207室举行。分论坛主持人为《经济学动态》编辑部主任杨新铭。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戴治勇、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章平、西南财经大学王湛、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燕志雄、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刘重阳、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程龙为本场分论坛带来了精彩报告。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戴治勇报告的主题为《正当防卫、防卫过当与信息甄别》。作者注意到,司法实践中防卫行为很难被认定为正当防卫而完全免于处罚,对防卫过当的认定、处罚多由防卫造成的损害决定,以及对防卫过当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给法学家们造成了很大困扰,而且这些问题即使在刑法放松对正当防卫认定条件的限制以后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已有法学研究试图从防卫造成损害大小的不确定性,甚至侵害人的法益随着侵害程度的增加而下降的角度论证法官应降低防卫人的责任,降低对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降低对防卫过当的处罚,但规范性的学术讨论与司法现实有很大距离。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侵害人总是寻找暴力劣势或至少相当的一方不法侵害,而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要求对“正在进行”的暴力犯罪防卫才能被认定为正当防卫,这导致“反败为胜”式的正当防卫几乎不可能;现实中防卫人常常寻找侵害间隙,对不是“正在进行”但可能产生重大侵害的犯罪进行防卫,这时防卫一旦成功,重大侵害就不会发生,法官事后判断防卫的迫切性就会出现困难。作者把预期侵害作为防卫人的私人信息,法官不可识别,并引入防卫失败的可能性,成功地解释了为什么正当防卫很难被认定,最优防卫威慑取决于防卫造成的损害,以及同案不同判等问题。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章平报告的主题为《异质性群体自我合作治理中的内生惩罚机制研究》。成功的集体行动可以产生多方共赢的和谐局面,但由于现实中社会成员间千差万别的异质性的存在,往往使得合作的集体行动陷入“多人囚徒困境”的社会两难。作者基于兰彻斯特法则的个体行为博弈拓展模型和一个跟踪观测的、类似准自然实验的城中村合作治理案例分析发现,异质性程度大的群体也可以实现自发合作治理。实现自发合作治理的关键要素是自组织的制度性存在,特别是符合个体稳定预期的内生惩罚制度,相对于外生惩罚来说,可以更有效地保障围绕公共品治理的集体行动发生和维持。
  西南财经大学王湛报告的主题为《参与者异偏好拥堵博弈的强纳什均衡存在性》。拥堵博弈在资源分配,尤其是公共资源分配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作者基于此重点研究了参与者异偏好拥堵博弈。作者先利用“摇号券(LT)”算法重新证明了参与者异偏好拥堵博弈中纯策略纳什均衡的存在性,但是此算法并不能得到强纳什均衡。接下来,通过加入房屋交易市场模型中的“首位交易循环(TTC)”算法,结合“摇号券(LT)”算法设计出“LT-TTC”算法得到优化后的纯策略纳什均衡,证明了此均衡就是强纳什均衡,由此得到其存在性定理。虽然强纳什均衡一定满足弱帕累托最优,但却不一定是强帕累托最优,为了找到强帕累托最优纳什均衡,作者最后增加了弱严格偏好条件,证明了在此条件下,“LT-TTC”构造出的强纳什均衡同时也满足强帕累托最优。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燕志雄报告的题目为《人力资本、不确定性与分阶段融资》。通常,风险项目的成功往往离不开企业家的专用性人力资本,但它会引发企业家的套牢问题,使企业家的支付承诺变得不可置信。Neher(1999)构建一个分阶段融资的内生性模型,证明了分阶段融资可以有效地缓解或减弱这种承诺问题,和探讨了风险项目的最优融资路径。然而,正如Neher自己所指出的,分阶段融资的分析框架应该融入不确定性因素。作者针对Neher的确定模型进行三个方面的修正:(1)假定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仅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完全理性的;(2)假定项目的投资回报是不确定的;(3)引入企业家继续融资的激励相容约束。这一修正工作证明了:(1)当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不断减小,或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比率不断增大时,项目的最优融资路径也会由一次性融资,变为轮回式分阶段融资,再到里程碑式分阶段融资,最后到多轮融资;(2)无论何种分阶段融资,前一轮融资的额度与后一轮承诺的融资额度的最佳比率等于后一轮投资的成功概率。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刘重阳报告的题目为《平台竞争能提高信息匹配效率吗?》。互联网经济促进了商业模式的变化,各类平台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虚假信息、假冒产品等问题此起彼伏,削弱了互联网经济带来的益处。作者研究了平台作为供需协调者时的信息策略,使用加入用户预期的双边市场模型解释了平台在不同竞争程度下的策略动机和结果。研究表明竞争环境下平台的策略行为会降低信息传递效率,垄断平台在两边市场约束下将更符合用户的目标追求。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的例证表明,搜索引擎在技术上实现的信息匹配效率与市场竞争策略存在根本的矛盾,竞争性市场中的搜索引擎对夸张或虚假的广告存在宽容动机,导致搜索结果出现“劣币现象”。这意味着,对虚假信息的惩戒、网络知识版权的保护、搜索中立的倡导是对平台进行监管的关键,也是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程龙报告的题目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竞争与社会福利》。作者讨论差异化产品的寡头市场中国有企业最优部分民营化与私有企业间部分并购决策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民营程度与产品差异化水平提升将促进部分并购比例提高。考虑内生化并购决策,国有企业最优民营程度与产品差异化存在负向关系:对产品差异小、竞争较为充分的行业,国有企业进行较高程度的民营有利于提升社会福利;反之则保持较高国有资本比例对社会福利更为有利。考虑外国企业主导的跨国并购,研究发现存在国有企业民营化程度阈值,当国有企业的民营程度低于阈值时,跨国并购相比本国并购股权渗透程度更高,反之程度较低;并且,该阈值与产品差异化水平呈负向关系。就国内福利而言,对于存在被外国企业并购威胁的行业,国有企业应谨慎民营化。作者还对非控股并购进行了讨论。


分论坛十八:公共经济理论与实践2


  2017年9月24日上午,分论坛十八“公共经济理论与政策2”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208室举行。分论坛主持人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刘剑雄副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毛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田文佳、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杨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刘诚、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孙晓琳为本场分论坛带来精彩报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毛捷报告的主题为《社会保险能抑制犯罪吗?——基于工具变量估计的验证》。作者首先基于理论分析发现: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能有效抑制犯罪,而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对犯罪的抑制作用不明显。随后利用两类不同的工具变量(社会保险变量的滞后期和分管社保的副省长是否是省委常委),实证分析的结果较好地印证了理论发现: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参保率对每万人提起公诉人数的弹性显著为负,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参保率的系数均不显著。实证检验还发现:以社保支出占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社会保险对犯罪的抑制作用会弱化;社会保险抑制犯罪的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突出。因此,社会保险作为一道“安全网”,应成为以“疏”为主的新时期犯罪治理模式的重要组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田文佳报告的题目是《晋升激励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作者结合微观地块数据和地级市官员数据,使用边界断点回归的方法,论证作为地方招商引资的工具,地方官员如何出于晋升激励调控工业用地的价格。回归发现,工业用地价格与官员任职时间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最低点出现在5年以内。官员上任后,晋升激励逐渐增强,因此不断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当官员任职时间超过临界值后,晋升激励减弱,不再压低工业用地价格。进一步地,工业用地出让的规模,以及住宅用地的价格和规模,与官员任职时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些结果说明了地方官员是出于个人政治前途的考虑,针对工业用地进行价格调控。拓展分析通过比较相邻城市土地价格和官员任期时间差,则发现城市间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竞争的证据,地域上压价行为在东部最甚,而城市群的一体化和协同发展弱化了内部城市的压价行为。作者采用的微观数据和断点回归的方法一定程度地缓解了以往文献的内生性问题,揭示了工业用地价格偏低的原因和背后的变化规律。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杨超报告的题目是《最低工资与小微企业投资——基于CMES的实证研究》。作者利用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最低工资越高,小微企业的利润再投资比例越低,越不可能进行新的投资,而且企业当年招聘的工人数量越少,不过小微企业在研发方面投入越多。机制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越高,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越高,进而增加了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小微企业当期的盈利能力,而且受访企业对其所在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越不看好。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相对于非高科技企业和没有自主品牌的小微企业,最低工资对于高科技企业和有自主品牌的企业的利润再投资、新投资和招聘的负向影响较弱,而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更为显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刘诚报告的题目是《项目匹配与中国产能过剩》。作者根据中国项目招商的特点,将产能形成看作地方政府与投资企业的匹配行为,利用搜寻-匹配模型阐明产能过剩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收益分配比例超过其对项目匹配贡献强度,而且这种不对称性越强产能过剩越严重。进而,作者利用行政审批改革作为地方政府收益能力变化的代理变量,证实了以上理论结论。作者的研究为产能过剩成因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最优产能判别给出了理论基准,为调控政策提供了新的微观基础和工具选择。
  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孙晓琳报告的题目是《由属地管理到垂直管理:环境规制模式转变是否产生显著效果差异?》。作者基于“从县区到地级市”的环境规制垂直管理改革,利用1997-2010年间的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从属地管理到垂直管理规制模式的转变对污染排放及各参与主体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垂直管理改革平均意义上抑制了污染排放,但在长期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环境规制垂直管理对中西部污染减排效果更佳显著,同时发现污染地越大的地区,效果越显著;依托不同等级城市分析表明,相对高政治约束的城市而言、环境规制垂直管理改革对低政治约束的城市更为显著。


分论坛十九:区域经济理论与实践2


  2017年9月24日上午,分论坛十九“区域经济理论与实践2”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305室举行。分论坛主持人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王姣娜。青岛理工大学经贸学院刁伟涛、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刘金山、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魏婕、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邵朝对、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赵子乐、南大学经济学院梁文泉为本场分论坛带来了精彩的报告。
 
  青岛理工大学经贸学院刁伟涛报告的主题为《中国GDP数据的真实性:基于29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NPP-VIIRS夜间灯光的检验》。作者采用最新的且更为准确的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来验证中国GDP数据的真实性程度,通过对2012-2015年我国29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夜间灯光数据和GDP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二者具有高度的关联性,表明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更加适合作为GDP的替代指标,并且也可以用来测算真实的GDP数据。根据GDP的夜间灯光数据拟合值以及官方统计值,对我国29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真实的GDP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区域的GDP官方统计数据与真实数据都是存在偏差的,东北地区官方统计数据最有可能存在虚高,而其他地区则存在低估的可能,但是整体而言,全国GDP的统计数据是可信的。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刘金山报告的主题为《中国省际对口援助政策效应的实证检验—基于19 省市对口援疆自然实验的新证据》。作者利用始于2010年在新疆地区实施的19省市对口支援政策这一外生政策冲击作为自然实验,采用2005—2014年地级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以及合成控制法(SCM)检验对口支援政策的经济效果和内在机理。结果表明:①对口支援可以有效促进新疆整体GDP和人均 GDP 增长,整体GDP的年均处理效应为7.66%,并且政策的动态增长效应持续存在;②新疆原有的依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和单一的产业结构限制了政策对人均 GDP 的促进效果;③政策效应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对冲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异质性政策效应;④对口支援通过直接驱动效应和间接集聚效应两种机制对经济变量施加影响,且集聚效应是可持续的和长期的;⑤政策实施前后东中部支援方和西部其他省区存在微弱的波动效应,然而这种波动效应与对口支援政策的关联性缺乏充足的证据,但这不影响基本结论。作者最后强调,内生于对口支援的经济集聚效应潜能巨大,有望在长期内成为新疆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源泉,并培育成为本区域可持续的内生自我发展能力,从而最终实现从“援助有效性”到“发展有效性”的历史跨越。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魏婕报告的主题是《高校扩招是否固化了我国区域间的差距?》。作者首先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高校扩招对地方经济增长的政策效应,发现1999年开始实行的高校扩招政策有明显的地区“增长效应”。进一步发现高校扩招虽然带来我国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明显提高,但会使得区域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出现“强者愈强,弱者仍弱”的“累积效应”;同样由于区域之间巨大的经济社会环境差异,人力资本“趋利”的区域间流动规律带来的“聚集效应”对区域差距产生恶化的影响。作者还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利用中国省域数据来验证上述理论猜想和假说。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邵朝对报告的主题是《中国式分权下的“疆域之争”:撤县设区的增长绩效评估》。作者基于1998-2008年的撤县设区改革,采用倍差法实证考察了撤县设区的对经济增长的扩张效应,以及其对企业生产率、资源配置等增长效率的改善作用。研究发现,虽然撤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但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增长轨迹。尤其重要的是,机制检验表明撤县设区主要通过地方政府经营土地吸引大量低生产率企业进入,引起企业数量扩张,进而带动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快速积累获得短期经济增长,也造成了撤并城市生产效率的下降和资源错配的加剧。这些发现表明,作为一项重要的城市化改革方案,撤县设区的作用仍然依赖于要素扩张这一传统粗放型增长模式,对城市增长效率的改善作用极其有限。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赵子乐报告的主题是《方言、族群文化与企业决策:基于广东三大方言族群人力资本投资的实证研究》。作者首先手工收集广东省村级方言数据,以人类学文献为基础使用“方言特色姓氏”分析法证实了企业所处方言区与企业家方言族群的强相关性。基于此,作者以方言作为识别族群的标识,研究族群文化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客家话区企业的人力资本投入显著低于粤语及闽语区,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显示客家人地理分布的特殊性并未对结果产生影响。历史上客家族群由于对仕途的推崇以及官场文化的兴盛形成了热衷科举、崇文重教的传统,相比而言粤语及闽语族群则具有更为浓厚的重商传统;机制分析也表明,客家族群的这些文化特征通过家长式威权领导以及决策的保守性阻碍了企业的人力资本投入。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梁文泉报告的主题是《南辕北辙的“以地控人”高房价挤出了高技能还是低技能》。作者根据2014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利用Conditional logit计量模型估计发现城市房价上涨时,会减少外来人口的流入,而且对高技能具有更大的负向影响。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作者使用2005年人口普查数据,并利用土地供应占比变化作为工具变量识别房价和人口流动之间的因果关系。作者同时使用 2014 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和 2014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考察了房价影响移民技能比例背后的原因。结果显示,相比于低技能移民,高技能移民往往具有更高的购房需求,而且他们的居住所在地更在市中心,具有更高的居住成本,因此当房价上涨时,他们更倾向于离开所在城市。


分论坛二十:国际经济学与世界经济3


  2017年9月24日上午,分论坛二十“国际经济学与世界经济3”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306室举行。分论坛主持人为《经济研究》杂志社社长张永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苏丹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跟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申洋、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陈琳、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尹今格为本场分论坛带来了精彩的报告。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苏丹妮报告的题目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产业集聚与企业生产率:“远亲”与“近邻”如何互动?》。作者将国际生产体系下的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下的本地化产业集群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建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产业集聚与企业生产率的互动机制,并在全方位测度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标的基础上对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GVC分工地位越高的企业生产率亦越高,但通过资源互通与能力互仿“双壁垒”而实施的战略隔绝弱化了本地化聚集经济对企业生产率的正向溢出,从这个角度而言,“远亲削弱了近邻”。从GVC不同嵌入方式来看,GVC上游参与度越高的企业与“近邻”的空间关联度越弱,而GVC下游参与度越高的企业与“近邻”的空间关联度越强。深入集聚三种空间外溢渠道后发现,主要通过劳动力共享和知识技术溢出,企业不同GVC嵌入方式与产业集聚呈现了异质性的生产率互动效应,造就了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上游嵌入者-下游嵌入者”与国内生产体系互动的二元分割结构,而中间投入共享并未发挥作用。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跟强报告的主题是《全球价值链及其在中国各区域延伸:区域互动与增值收益》。作者利用包含中国不同区域的跨国投入产出表,从增加值供给与需求的双重视角考察全球价值链及其在中国国内延伸的过程中,中国各区域及其与亚太各经济体的增加值互动关系,并从增加值绩效角度分析中国各区域参与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增加值收益。基于对包括中国不同区域在内的亚太各区域出口增加值构成的完全分解,研究发现中国各区域在增加值地域偏好上表现出明显的“向极性”;同时,中国内陆对沿海地区在增加值供求上的“礼尚往来”特征显著,而沿海地区则对美国和日本而非对内陆地区在增加值供求上具有更为明显的“礼尚往来”特征。在参与价值链的增加值收益上,无论是收益规模还是收益率,国家价值链都优于全球价值链;无论是参与国家价值链还是全球价值链,内陆区域的增加值收益率基本都好于沿海区域;参与价值链对本区域带来的增加值收益大部分被区域自身俘获,对国内其他区域带来的收益呈现与增加值供求特征的高度契合性,表明紧密的增加值供求关联可以实现贸易双方的互利共赢。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申洋报告的题目是《贸易自由化下的跨国生产组织决策与全球价值链》。作者将关税、生产嵌入位置同时纳入跨国公司生产组织决策的分析框架中,利用中国海关(2001-2013)、联合国双边关税(1999-2011)数据研究了在华跨国公司在价值链上的分工策略,以及贸易自由化对其进一步影响。作者发现,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的变化,跨国公司的生产决策存在阶段性调整。(1)在华跨国公司倾向于在价值链的上游外包。(2)外国关税上升提高了在华跨国公司的外包倾向,这种作用随生产嵌入位置的提升而减弱;反之亦然。这意味着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需要密切结合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陈琳报告的题目是《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基于上游度指数的研究》。作者通过采用 Antras et al.(2012)上游度指数的计算方法,在衡量“走出去”企业的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基础上,试图回答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嵌入位置是怎样决定它的对外投资决策,以及价值链嵌入位置对投资动机和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在控制了生产率、融资能力等诸多因素后,作者发现进口与出口呈现不同的特征:进口嵌入位置越上游的企业越有可能进行OFDI;出口嵌入位置越下游的企业越有可能进行OFDI。此外,企业价值链嵌入位置与OFDI具有异质性的关系,具体如下:第一,从不同投资动机看,进口嵌入位置越上游的企业越有可能进行资源寻求型OFDI,出口嵌入位置越下游的企业越有可能进行当地生产型OFDI;第二,从OFDI的东道国特征看,进口嵌入位置越上游的企业越有可能投资于发达国家,而出口嵌入位置越下游的企业越有可能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第三,从OFDI次数看,进口嵌入位置越上游,越有可能进行多次OFDI,而出口嵌入位置不会显著影响企业OFDI的次数。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尹今格报告的题目是《国际外包对我国行业-部门技术水平及其偏向影响分析——基于WIOD数据库及增加值视角》。作者利用世界投入产出(WIOD)数据分别求出发达经济体及我国各行业资本和劳动部门技术水平及行业技术偏向程度,然后利用Wang Wei and Zhu(2014)的方法将国际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彻底分解,计算出发达国家的中间品投入中来源于我国的增加值部分、我国中间品投入中来源于发达国家的增加值部分,我国非生产用最终产品中来源于发达国家的增加值部分,我国生产用最终产品中来源于发达国家的增加值部分,在此基础上考察发达国家通过这四种渠道对我国行业-部门技术水平及行业偏向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被发达国家通过中间品投入所吸收的增加值带来几乎所有行业的劳动与资本部门的显著技术提升及多数行业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我国通过中间品投入所吸收的发达国家的增加值带来大多数行业的劳动与资本部门的显著技术提升及半数行业的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和半数行业的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我国通过进口的生产及非生产用最终产品吸收的发达国家的增加值带来的效用参差不齐。作者据此认为,我国应该进一步参与国际生产分割,尤其是承接国际业务外包以提升我国的技术,而对于最终产品的进口应当在一些行业有所选择以避免对我国的技术提升产生抑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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