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立足于整体发展观，以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为主线，本文对于经济高质量、社会高质量和治理高质量的特征及其互补性关联进行了分析。主要认识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总括性理念，经济高质量是社会高质量和治理高质量的输出。中国迈向发达国家的核心经济机制在于要素质量升级和创新，但需要社会高质量和制度高质量作为前提。第二，新常态下城市化的本质是福利社会，因此对社会保护能力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未来一二十年，中国将步入社会支出快速增长期，而日益增加的公共支出必须以效率改进为支撑，高质量社会与高质量经济协同是重中之重。第三，经济高质量的基础是知识中产群体扩大再生产，通过就业能力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知识中产群体充当了经济高质量与社会高质量的纽带，也是决定要素质量升级的关键环节。第四，高质量经济社会需要高质量治理结构支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落实，重在呼吁-退出机制建设，借此最小化个人或集体表达信念的成本，增进社会福利和经济效率。包括两个要点：第一，防御性治理，以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强就业保护和社会保障建设，同时，国家应将关乎国家命运的战略部门——农业和医疗卫生部门——纳入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第二，进取性治理，以经济高质量和社会高质量协同为导向，国家应该顺应新时代信息化、知识化发展规律，通过生产标准体系建设、中介服务组织建设、文教研发体系建设等促进创新。

  内容提要：要素在产业与空间上的错配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并影响了区域协调发展向更深层次推进。本文在空间经济学框架下构建了一个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利用2004—2014年中国277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层面、四大区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城市规模以及考虑空间关联性等角度对经济增长空间分异的理论机制进行验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来源于要素结构与产业关联、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市场规模与产业选择的三个匹配机制。要素结构与产业关联的正效应在劳均资本相对占优时才会发生，城市规模则通过相对最优城市规模“门槛效应”影响了与产业关联的正效应，市场规模与产业结构“服务业化”正相关。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大城市提高经济比重的关键，中小城市则应重点构建符合本地优势的工业体系。本文从要素空间匹配的视角为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空间优化和城市产业分工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也为地区经济转型提供了政策启示。

  内容提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增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基于对普惠金融发展与传统金融发展的概念辨析，本文提出了一个包含广泛的包容性、特定化配比程度与商业可持续性三个维度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采用2009—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差，东部地区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平均将提高5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平均将下降10%。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通信基础设施更差、民营经济更多的地区更显著，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缓解作用在通信基础设施更差或农业GDP占比更高的地区更强。本文的政策建议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要考虑地区的条件差异而因地施策，从而更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

  内容提要：货币政策调控能否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对经济运行和稳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银行产权异质性决定的市场风险偏好，通过理论建模与实证检验，揭示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在影子银行存在与否两种情形下的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当金融市场不存在影子银行时，股份制银行对货币政策调控的敏感性高于国有银行，主要源于两类银行的股东构成不同，高管任命和考核机制迥异；为了规避监管约束，金融市场催生出影子银行，隐性放松了银行贷款条件，导致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但影子银行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差异性，发展初期对贷款替代率较高，资金60%以上进入实体经济，对经济的边际贡献显著，其中，股份制银行的贷款替代尤为突出。此时，影子银行虽削弱了货币政策有效性，但也缓解了强硬政策“一刀切”迫使银行抽资断贷对经济的损伤；伴随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加强，部分资金转向“同业”，此时影子银行对经济的贡献降低，但资金涌入资本市场推高了资产价格泡沫，积聚了大量金融风险。因此，与单一加强监管相比，持续深入的金融改革才是彻底化解金融风险、解决影子银行问题的根本出路。

  内容提要：本文结合税收政策研究企业人力资本升级的路径及其机制。理论分析发现，虽然“技能工资溢价”不利于企业提升技能劳动力占比，但是，假设新增固定资产与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性高于其与非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性，税收政策在激励企业新增固定资产的同时，也会促使技能劳动力相对雇佣比提升，人力资本结构得到改善。本文采用2010—2016年上市公司雇佣结构详细分类数据，基于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分析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带来额外的税收激励，显著促进了试点企业的人力资本升级。与此同时，技能劳动力的雇佣量和占比均显著增加，新增固定资产与技能劳动力具有显著的互补性，但其与非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性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从微观企业视角验证了资本与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并将税收政策评估由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扩展至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领域。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将生产网络引入一个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出的部门配置对GDP、福利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证明在较为一般的假设条件下，GDP（从而财政支出乘数）以及家庭福利与财政支出的部门配置无关，但产业结构受财政支出部门配置的影响。基于对部门财政支出结构效应的分解，本文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了财政支出部门配置的边际调整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发现将财政支出从“高污染、高耗能”的限制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调整1元最多可使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与限制产业相比提高09958元。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财政支出政策的运用有望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即先从“稳增长”视角决定财政支出总量，再从“调结构”视角将财政支出配置在不同部门，从而为财政政策实施提供了新启发。

  内容提要：分税制以来，中国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入权、税收征管权都呈现逐级上移的特征，这势必会弱化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和经济建设职能。本文利用撤县设区改革，研究了收入和支出端的财政职权对县级政府征税努力和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撤县设区改革降低了县级政府财政自主权，新设区的财政收支明显下降，而市本级的财政收支则显著上升。第二，撤县设区弱化了县级政府征税努力，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实际税率，不过仅限于区县政府管辖范围内的企业所得税，对国税局管理的增值税和2002年之后新企业的所得税没有影响。第三，撤县设区有助于扩大企业销售产值和利润总额，并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分税制框架下要实现企业的实质性减税，需要通过财政收支权力的同步调整来降低地方财政压力，形成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政府间财政关系。

  内容提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要求，本文尝试分析此要求下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的两个原则，并构造了一个包含分税、支出责任划分和转移支付的理论模型，以为此提供理论基础。本文采用省级和地市级两套面板数据，逐级检验了我国省以下政府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四个主要税种收入的分配实践是否总体上落实了两个原则。实证结果表明：（1）第一原则在各上级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配中都得到了落实，但在四个主要税种收入分配的落实上存在差异；（2）第二原则在各上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分配中均未得到落实；（3）两个原则的落实情况在东中西部三类地区之间存在差异。本文为我国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参考。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1986—2011年微观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国家级贫困县设立的减贫效果及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对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政策使贫困地区的贫困率平均下降了11个百分点；同时，扶贫政策存在显著的正外部性，能改善国家级贫困县内部收入分配情况。从静态角度看，扶贫政策缩小了国家级贫困县内部收入差距，贫困县内部基尼系数平均降低了42%，尤其是缩小了国家级贫困县低收入家庭与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下降幅度高达151%；从动态角度看，扶贫政策增加了国家级贫困县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的机会，长远上有利于贫困家庭跳出“贫困陷阱”。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鼓励外出务工是扶贫政策起作用的重要途径。

  内容提要：本文研究异地商会这一正式社会网络是否能帮助企业突破跨地区发展障碍。以手工整理的上市公司新增异地子公司测量企业跨地区发展，以不同时点的异地商会成立为外生冲击，本文构建了多点冲击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结果发现：（1）异地商会促进了家乡地企业的跨地区发展，家乡地企业向异地商会所在地的新增子公司平均增加473%。（2）异地商会的正式社会网络作用是单向的，主要从非市场途径进行信息传递和资源获取，其在异地市场不发达、政府资源控制较强以及市场信息获取成本高的地区更强。此外，异地商会还与地区间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存在替代作用。（3）进一步，子公司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考察这种异地发展的效果表明，异地商会提升了异地子公司业绩和运营效率，降低了运营费用。本文拓展和丰富了社会网络影响企业发展障碍的相关研究，结论表明更好地促进和发挥异地商会这种正式社会网络作用，可能是解决我国区域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微观路径。

  内容提要：本文探究了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对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的影响效应，尤其是：最低工资政策引致的成本不完全传递和多产品加成率差异化调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总体上，最低工资政策使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加成率相比未受影响企业降低了1.24%—1.70%。（2）在策略上，最低工资政策促使企业将一部分成本通过价格传递给消费者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提高了核心产品的价格、加成率和质量。（3）在福利上，最低工资政策提高了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总体上改善了多产品出口企业的福利，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劳动者与企业的“双赢”。本文的发现弥补了相关文献忽视多产品企业的典型事实和企业面对政策冲击的内部资源配置行为，有助于重新审视最低工资政策对出口企业行为的影响，对培育国内市场、提升出口企业竞争新优势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内容提要：为讨论医患关系对年轻人专业选择的影响，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高考录取模型，以分析对于不同的医患冲突程度，考生的策略性专业选择以及这种选择对录取考生人数和质量的影响。模型预期：医患冲突会通过降低医学专业的期望效用减少选择医学专业的人数，因此导致的均衡录取率上升会部分抵消效用降低对低分考生的影响，所以医患冲突程度上升会提高医学专业录取考生中低分考生的比例。在实证部分，本文结合媒体信息、网络搜索、政府公文和法院案例信息等数据度量各地医患冲突程度和各地人们关注医患关系的差异程度，研究医患冲突对高考和职业学校医疗专业招生的影响。本文以地区政府医疗保险结余和社会抚养比为工具变量，识别医患冲突对考生医学专业选择影响的因果关系。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医患冲突频发会降低本地高考医学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和平均分，并减少大学和中专医疗专业的招生人数。因此，医患关系紧张会通过降低医疗相关专业生源的数量和质量，对医疗工作者的供给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