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在探讨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现实与理论逻辑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因素，并由此形成测度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讨论由定性分析向定量研究拓展进行了初步的探索。通过选取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基础经济指标，本文测度了1993—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状况并分阶段对经济发展质量变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993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处于逐步提升状态，但各阶段的提升速度存在明显差异，中国经济增速变化与经济发展质量变迁并不具有趋同性。在经济增长处于中高速阶段的2013—2018年，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最为快速。从各方面指标贡献看，经济效率与稳定性及经济成果分配指标的贡献率随阶段变化波动较大；人力资本及其分布的贡献率，呈倒U型曲线特征；而自然资源与环境贡献率，则呈U型曲线特征；社会相关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贡献量2013—2018年较前几个阶段有所增大。本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政策含义：一是中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稳步推进，但潜在的挑战依然较多，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付出努力；二是要加快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转型，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知识阶层崛起，形成有利于广义人力资本形成的消费与创新效率补偿的良性互动。

 内容提要：本文从价格歧视角度出发，讨论大数据时代非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利与弊。传统文献认为，在垄断市场结构下，无个人信息保护会使厂商利用大数据对消费者进行一级价格歧视，从而最小化消费者剩余。本文则证明，一旦引入竞争，消费者总剩余和社会总福利在无个人信息保护和完全一级价格歧视时达到最大，而禁止价格歧视则带来产品的无效分配。此外，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和厂商对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偏好不同。据此，本文认为引入竞争是解决企业利用大数据压榨消费者的有效途径，且消费者的非敏感个人信息应在竞争厂商间公平共享，从而为政策制定者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时根据行业特点协调各方利益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内容提要：同美国市场投资者情绪与截面股票未来收益短期正相关、长期负相关的现象不同，中国A股市场两者之间短期内就呈现负相关特征。本文认为这主要与中国A股市场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且做空套利受限严重有关，因此与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美国市场存在明显差别。考虑到A股独特的市场交易结构与投资者行为特征，本文提出非主力资金买卖不平衡指标（BSI），通过捕捉散户的资金流向实现对个股投资者情绪的测算。实证结果表明，股票组合收益率与非主力资金BSI指标存在明显的单调递减特征，且无法由通常衡量投资者情绪的换手率因子所解释，与换手率的市场异象也有显著差异，后者表现出换手率特别高的股票组合收益明显更低的非对称特征。本文的理论与实证也进一步指出，有限套利是A股市场投资者情绪异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套利受限更为严重的股票组合中，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截面负相关的现象更为明显。同时，市场极端情绪和极度乐观情绪下的投资者情绪股价异象更为明显。

  内容提要：理解消费增长中的分化现象是更好发挥消费主引擎作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关键。本文基于相对收入消费理论假说，利用2010—2014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城镇家庭消费波动与分化的同群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同群效应可以解释家庭消费性支出198%的变化，对衣着、食品、居住、教育支出变化的影响分别为37.7%、32.2%、25.1%和21.7%。同群效应对特大/超大城市家庭的衣着、手机等可见性支出有显著影响，大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在教育支出中面临更大的同群竞争压力。同群效应的“追赶琼斯”机制是造成消费选择和消费水平分化的主要原因，同群风险分担机制能缓解消费冲击带来的福利下降。致力促进形成国内大市场，应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降低低收入群体消费风险的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同群效应在消费升级中的需求牵引作用；解决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的相对结构性稀缺，以优质供给激活消费大市场。

  内容提要：社保缴费率下调已经成为激发中小企业活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系统评估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优化社保缴费率政策。已有研究大多关注高社保缴费率的经济社会影响，而非缴费率下调的效应。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浙江省各地区2012年的社保缴费率下调统筹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创新性地考察了社保降费对企业社保缴费与劳动力雇佣行为的影响。本文稳健地发现：一方面，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社保参与率，并且提高了企业社保总缴费支出，这意味着降低社保缴费率政策实现了提高企业参保与保持社保基金平衡的双赢；另一方面，降低缴费率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力需求，并且这一效应对于中小民营企业尤其明显，这意味着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行的情景下，社保降费的确实现了稳就业、增信心的预期。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企业缴费与就业角度深入理解当前新一轮全国层面的社保缴费率下降政策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效应，同时也有助于后续配套改革措施的出台和调整。

  内容提要：央行担保品管理框架作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合格担保品范围内的资产价格与相关企业融资成本。本文基于2013年央行担保品管理框架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被纳入合格担保品范围债券的信用利差所受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央行担保品管理框架会显著促进被纳入合格担保品范围债券信用利差的下降，起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作用。第二，央行担保品管理框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债券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民企债券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更大，其次是中央国有企业，最后是地方国有企业，原因在于央行对民营企业的增信作用较强。第三，当央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或当债券市场中合格担保品比例较高时，担保品管理框架对信用利差的作用效果会减弱。因此，为支持经济的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央行可以将相关债券或信贷资产纳入合格担保品范围，引导其融资成本下降，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同时，应将货币政策与债券市场环境纳入考虑，让担保品管理框架更好地发挥作用。

  内容提要：R&D补贴是当今世界各国推进本国创新、参与全球技术竞争、占领技术前沿制高点的重要产业政策，但关于适宜采用R&D补贴的经济阈限、R&D补贴的最优规模，以及实施R&D补贴的有效模式等核心问题依然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建构。鉴于此，本文从技术外溢视角出发，将R&D补贴嵌入到R&D竞争框架内，构建理论模型系统阐释R&D补贴的上述相关问题，同时使用产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给定技术溢出水平，只有当其他经济条件处在补贴阈限内时才需要R&D补贴；当需要补贴时存在一个最优的R&D补贴规模；R&D补贴绩效会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发生反转；“普惠式”补贴与“竞争式”补贴有各自的优势区间。中国的R&D补贴总体有效，高技术产业的补贴绩效尤为显著；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R&D投资的带动作用要优于直接的财政补贴。

  内容提要：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区位布局呈现出市场多元化以及嵌入东道国市场程度不同的特点，这一情形导致“逆向溢出效应”的条件有所区别。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回答了对外投资广度与深度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对外投资广度对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外投资深度的作用呈“U型”变化；（2）制度多样化程度正向调节对外投资广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而对对外投资深度与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较弱；（3）对投资目的地以及企业异质性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制度距离方向、区位以及经济发展类型会左右对外投资广度和深度的作用，不同投资动机和所有制也会影响两者的作用。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效应”理论的研究边界，也为政府和企业如何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提供了理论参考。

  内容提要：具有水平差异性和垂直自我深化的区域经贸深度一体化正在成为当今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之一。本文依据自由贸易协定（FTA）条款异质性，构建了完整立体的FTA深度指标测度体系，实证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深化的动因与路径，并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探讨了我国深度参与区域经贸合作的发展战略。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同质性的FTA，第三方效应对于深度FTA缔结和深化同样具有很好的解释力，但因FTA的异质性也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1）第三方效应对覆盖货物贸易深度自由化或经济合作类条款的FTA缔结与深化具有较强解释力，但对覆盖服务贸易、投资或是政治性、科研合作性质条款的FTA缔结和深化中的作用会受到明显削弱；（2）相较于“北—北”国家对，国家对保有深度FTA数量差异的负面影响在“南—北”国家对中会受到明显削弱；（3）第三方效应随着年份的推移，也表现出逐步弱化的趋势。基于经验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回顾了中国参与区域经贸深度合作的历史与现状，为我国现行的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近期一系列区域经贸合作重大举措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基于本文的结论，建议在区域经贸合作领域采用“先量后质”“以量促质”“重点突破”的发展思路，先通过推进浅层和宽松的贸易自由化实现国际经贸合作关系网的快速延展，针对既有FTA有选择地尝试提升深度水平，探索并推广“中国文本”。

  内容提要：美国近年来针对经济发展状况频繁调整利率政策与税率政策，这些政策对其他国家有较强的溢出效应，但目前对其传导机理与传导效果尚缺乏深度的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两国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在开放经济背景下研究了美国的利率调整（以加息为替代）与税率调整（以减税为替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论显示：美国加息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在短期内会导致中国的产出、资本投入、净出口与就业率出现下降，在长期中，虽然下降趋势有所缓和，但对资本外流与净出口的负面影响非常大；美国减税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有负向冲击，但在长期中影响较弱。相应的政策建议是：认真评估美国利率调整的冲击方向、力度和影响，关注国内的通胀水平与进出口，向市场灵活适度的定向提供流动性，增加产出与提高就业率；加强监控，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资本外逃与净出口下降；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预估可能产生的贸易摩擦与政治矛盾，提前做好防范预案。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2010、2012、2013和2015四个年份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居民是否参加居委会或村委会选举投票来度量社会资本水平，系统分析了个人主观经济地位对其社会资本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们较低的主观经济地位对其社会资本水平具有明显的消极影响：人们的主观经济地位越低，其参加投票的可能性越小。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个人主观经济地位是通过影响其公共参与信心以及对政府的信任进而影响其投票行为的，这种影响会因当地的法律知识水平和互联网使用整体状况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在法律知识水平更高、互联网使用频率更高的地区，人们较低的主观经济地位对其参加选举投票的阻碍作用越小。本文的实证发现对于提升我国居民的社会资本水平有着重要的政策涵义。